上市公司未决诉讼、法律环境与审计报告时滞.docxVIP

? ? 上市公司未决诉讼、法律环境与审计报告时滞 ? ? 　　 一、引言 　　 由于信息不对称及委托代理问题，公司管理层人员提供的年报可靠性容易受到财务报告使用者的质疑，因此独立第三方出具的审计报告至关重要，可以增强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外部审计需要投入人力成本与时间成本，因此审计报告签署日滞后于资产负债表日；如果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遇到困难，需要增加审计程序、扩大实质性测试范围进而获取更充分的审计证据，那么审计报告时滞就会相应增加。一方面，审计时滞反映了审计师完成审计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此可以反映审计努力程度(刘笑霞等，2017)，另一方面，较长的审计时滞使得报表使用者的信息成本增加，降低了审计的价值(李瑛玫等，2016)。 　　 上市公司的未决诉讼因其不确定性形成了潜在的风险，可能会给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声誉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对未决诉讼与审计时滞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可以了解未决诉讼是否会使得审计师为了控制审计风险而投入更多的时间成本、提高其努力程度，进一步探究了未决诉讼增加审计费用的路径。此外，法律环境作为重要的制度背景，是否会影响审计师在对涉及未决诉讼企业的审计风险判断时起到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利用手工搜集整理的上市公司未决诉讼数据库，实证研究上市公司未决诉讼对审计报告时滞产生的影响，并深入探究不同法律环境下，审计师对未决诉讼带来的审计风险程度的判断是否有所区分。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一是以审计报告时滞为视角，丰富了未决诉讼这一或有事项经济后果的研究内容。二是将法律环境植入未决诉讼与审计报告时滞关系的研究中，为审计风险、审计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提供新的情景素材。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未决诉讼与审计报告时滞 　　 诉讼风险已成为影响公司生存经营的重要因素(钱爱民和郁智，2017)。Engelmann和Cornell(1988)的研究基于五起诉讼案例，发现涉诉公司整体显示出财富流失；Firth等(2011)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无论是原告方还是被告方，诉讼事项均引起了负向的市场反应，即企业市场价值的流失。刘慧、张俊瑞和周键(2016)的研究发现未决诉讼事项所形成的诉讼风险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潘越等(2015)研究发现资金类的诉讼对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已有的研究从多个角度证实了诉讼风险能够对企业产生负面的经济影响。 　　 公司卷入诉讼案件，不仅会形成经济损失，潜在的败诉可能还会损害利益相关者的信心，对其声誉造成较大的损害。此外，如果企业存在未决诉讼，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司已存在经营风险，管理人员可能为了弥补诉讼引起的声誉损失而采取一些不当行为进行“粉饰”，例如钱伟民和郁智(2017)均发现诉讼会增加企业的盈余管理活动，进而降低了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师作为独立第三方，被看作是公司的外部监督机制。当企业涉及未决诉讼形成诉讼风险时，审计师也会相应地将诉讼风险纳入审计判断。冯延超和梁莱歆(2010)及张俊瑞等(2015)均指出了诉讼风险使得企业的审计费用增加，也使得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增加，他们的研究已经初步说明了审计师通过提升审计费用来弥补审计风险成本，通过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来削弱自身承担的审计风险。那么增加的审计费用中，除了风险成本补偿，是否还有审计师增加的工作成本?审计报告时滞的长短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审计师的审计时间投入。我们认为，在审计存在诉讼风险的客户时，审计师会考虑到该客户面临的潜在经济利益流失，企业管理人员很可能会通过盈余管理甚至财务报告舞弊等不当手段维护对外形象，其财务报告错报风险可能增加，因此审计师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稽查，降低审计风险；同时，面临诉讼风险的客户更可能被市场和媒体所关注，被告方企业的声誉很容易受到损害，审计师也会相应地考量自身的声誉风险，通过更努力地工作出具合适的审计意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努力地工作就意味着更长的审计时间，因此，提出假设H1： 　　 假设H1：上市公司未决诉讼对其审计报告时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法律环境的调节作用 　　 我国各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各地区的法律环境、政府干预程度等制度背景也有较大差异(樊纲等，2011)，这使得学者们有机会探究法律机制的经济效应：陈克兢(2017)的研究指出法治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李虹和田马飞(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法律环境较好的地区，媒介功用、内部控制与每股盈余价值相关性、每股净资产价值相关性强于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以上的研究均体现了法律环境对企业经营的积极影响，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我们认为高法治水平能够对未决诉讼与审计报告时滞之间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可能的机理如下： 　　 首先，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高法治水平地区的监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