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工会实践测量表的开发与检验.docxVIP

? ? 中国企业工会实践 测量表的开发与检验 ? ? 　　 F425 A 1002-5766(2018)11-0039-16 　　 一、引言 　　 随着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强了对企业工会的建设和改革，希望通过工会主席直选、推进集体谈判等措施来增强工会和员工的联系，协调员工、企业等各方利益，推动建设和谐的劳动关系(Liu和Li，2014[1]；Friedman，2014[2])，企业工会实践及其对企业和员工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单红梅等，2014[3]；Chan等，2017[4])。 　　 现有中国工会体系采用自上而下、逐级沿袭的垂直管理方式，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全国工会组织的领导机关，协同相关政府部门，负责工会工作的顶层设计(Zhu等，2011)[5]；在各个地区、行业等中高层面，工会受到同级党政力量的支持，也可以通过参与政策制定等方式对地区或行业范围内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等发挥显著的正向影响(魏下海等，2013[6]；Budd等，2014[7])；但身处基层的企业工会则在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上都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在调解劳动纠纷和组织集体协商等工作中，企业工会的地位和谈判能力一直受到质疑(Cooke，2014)[8]。这种力量上的“倒置”使企业工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现实中的劳动关系冲突和矛盾通常是“自下而上”产生的。也就是说，需要直接面对企业和员工以及协调各方利益的正是独立性和影响力相对不足的企业工会(Ma，2011[9]；胡恩华等，2016[10])。随着近年来工会系统不断推进企业工会转型改革，企业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和维护员工权益等方面的参与度逐渐提高，其作用和地位也在逐渐增强(徐世勇等，2014[11]；Sun，2016[12])。由此，有学者呼吁，应当重新聚焦中国情境下企业工会的独特特征，系统探讨企业工会实践的内容结构和影响作用(Chan和Snape，2013)[13]。 　　 现有文献对中国企业工会实践的探讨仍处在发展过程中，许多研究指出，企业中的工会因素在提升企业效能(Lu等，2009[14]；Budd等，2014[7])、维护员工基本权益(Zhong和Yao，2013[15]；Ge，2014[16])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些研究以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为主，缺少从组织管理角度对企业工会实践的特征、影响和意义展开深入探讨。近年来，也有研究者采用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等方法探索了企业工会实践的角色发展及相应影响(李敏和周恋，2015[17]；Lee等，2016[18]；Chan等，2017[4])，这些研究虽然对企业工会实践的特点及作用做了一定的描述和呈现，但有关企业工会实践内容及结构的系统探析仍显不足，相互之间未能形成足够的共识。特别地，综合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在对企业工会实践进行测量时，研究者们使用的工具各不相同，甚至互有矛盾，影响了研究结论间的可比性和累积性，阻碍了企业工会实践相关研究成果的体系化。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中国情境下企业工会实践的特征而探讨其具体内容和维度结构、开发合适的企业工会实践测量工具，成为当前研究的首要任务。 　　 本文选择企业层级的工会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方式，明晰企业工会实践的内容和维度，构建有效的企业工会实践测量工具。首先，通过质性研究方法获取企业工会实践的内容和范围，识别初步的测量维度和题项；其次，开发合适的企业工会实践测量工具，检验其信度和效度；最后，对研究结论展开讨论，分析本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 　　 二、文献述评 　　 1.现有研究中企业工会的角色内涵 　　 中国工会近年来的转型变革广受关注，特别是对身处基层的企业工会来说，由于其肩负直接联结企业与员工双方并参与一线劳动关系协调和建设的责任，许多研究都讨论了企业工会实践在劳动关系建设和参与企业管理等方面逐渐增强的影响作用。整体来看，多数研究结论都表明，企业工会实践对于改善企业效能、维护员工基本权益和协调劳动关系均起到一定的正面影响作用(Anwar和Sun，2015[19]；张宏宇等，2014[20]；魏下海等，2015[21])，但对企业工会实践的质疑和批评也始终存在，主要集中在其相对于企业管理层的独立性以及能否最大限度地争取和保护员工权益等方面(孙中伟和贺霞旭，2012[22]；Chang和Cooke，2015[23]；Hui和Chan，2015[24])。现有研究认为，中国工会承担着为政府维稳、为企业维序和为职工维权三种不同的责任，这三者间的冲突常常对工会职能的发挥造成负面影响(陈维政等，2016)[25]。因此，尽管国外工会研究普遍认同工会的双重角色理论，即工会既扮演要求企业提高薪资待遇的“垄断者”角色，也兼具传达员工共同意愿的“集体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