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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演变过程 ? ? 　　 F273.1;G301;G202 ：A 1002-0241(2018)09-0061-12 　　 0 引言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其创新能力的提高对于提高区域乃至国家的创新能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企业技术创新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而技术创新政策则对营造促进企业创新的良好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2-6]。因此，科学地梳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发展脉络，揭示其演变规律，探索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内涵，有助于企业准确把握政策方向，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 　　 现有与中国创新政策演变相关的研究大多是从创新政策概念和内涵出发进行纯粹的定性分析，或采用定量方法评价技术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缺乏对政策文本内容及结构进一步挖掘以发现演变规律及特性的研究。共词分析法正是挖掘文本结构、主题及其演化趋势的良好工具[7]，在政策分析中已得到较成熟的运用。然而，共词分析法运用中存在关键词提取不够全面或过于主观、共词网络趋于扁平化等缺陷。对此，本文在对1995-2017年间239份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划分为4个阶段的基础上，通过运用扎根理论提取关键词、TF-IDF加权技术对关键词加权及政策效力级别划分对政策文本加权以弥补共词分析法运用中的缺陷，进而构造各阶段的加权共词矩阵，最终揭示中国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过程及规律。 　　 1 文献回顾 　　 近年来，学者们对创新政策已经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其中与中国创新政策演变相关的已有研究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2类：第一类是从创新政策概念和内涵出发定性分析创新政策的演进，如杜根旺和汪涛将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3年的创新政策划分为3个阶段，并根据扎根理论运用三级编码技术分析了各阶段的创新政策，剖析了创新政策的演变过程[8]；孙蕊等从政策生命周期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1978-2013年间的创新政策经历了“科技管理的市场化改革阶段”(1978年-20世纪80、90年代)、“自主创新战略及其实施阶段”(21世纪初)以及“科技创新治理现代化阶段”(2012年至2013年)3个阶段，并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创新政策的演变过程、模式及周期性规律[9]。 　　 第二类是从政策实施效果角度探索创新政策演变，如范柏乃等将中国1978-2011年的自主创新政策从政策目标、政策内容和政策工具的角度划分为4个阶段，针对不同阶段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实证考察[10]；李凡等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行动三方面选取了适当变量，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别比较了中俄、中印的技术创新政策4个时间段以及整体政策演进的差异[11-12]。 　　 这些已有成果为技术创新政策演变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但大多是单纯地从定性或定量的角度对中国技术创新政策进行分阶段研究，鲜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利用定性分析方法挖掘政策文本内容同时定量地将其客观表征，从政策结构特征变化的角度研究其演变规律。而共词分析法则为这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探索提供了可能。 　　 共词分析法认为2个关键词之间在文本中共同出现的次数越多，两者联系越紧密，反之不然。将这种疏密关系呈现于共词矩阵或共词网络中，则可发现这些关键词之间的聚类结构和网络特征，从而揭示文本的结构特征[13]。已有研究提供了共词分析法在技术创新政策分析中的若干运用实例[14-17]，但存在以下2点不足：一是在提取政策文本关键词时，要么通过统计高频词来确定，要么采用人工提取的方式获取。前者容易使一些更能体现政策阶段性热点的关键词因未达到高频筛选标准而被忽略，后者则因缺乏理论逻辑框架作为指引，存在很大的主观性，两者都容易使得最终结果失真；二是大多数研究都忽略了关键词对于政策文本而言的重要性差异问题以及不同政策类型所带来的政策文本重要性差异问题。 　　 针对第一点不足，贾旭东和谭新辉认为扎根理论克服了一般定性研究缺乏规范的方法论支持，得出的结论说服力不强等问题，是定性研究中最为科学的方法论[18]，不少学者认为扎根理论适用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识别等问题的探索上[19-20]，杜根旺和陈慧茹等人基于扎根理论提取政策关键词，说明扎根理论的运用能克服上述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存在的不全面性和主观性问题[8,13]；针对第二点不足，陈慧茹等人运用关键词频率对关键词进行加权，并运用政策测量表对政策进行打分加权，从而构建了加权共词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第二个不足[13]。然而，该文对于关键词的权重仅仅考虑不同关键词在同一文本中的重要性差异，而忽略了同一关键词在不同文本中的重要性差异。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将以1995-2017年239份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借鉴已有研究并通过初步分析，将其划分为4个阶段；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