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筹资模式下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缴费与财政补贴研究.docxVIP

? ? 三种筹资模式下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缴费与财政补贴研究 ? ?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年末中国13.83亿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2.31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6.7%；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50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0.8%。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有35%的人口超过60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高龄人群通常面临由于疾病、伤残和功能衰退等原因所导致的生活不能自理(同失能)，并且数量处于不断增加的状态。2015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失能老年人口接近4 000万(2010年末，失能老人数量为3 300万)，约为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数量(2 400万)的两倍。由于失能老人需要生活、生理和心理等方面不同程度的照顾，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来老年人长期护理市场需求将增大。由于女性参与劳动的比率提高、妇女总生育率下降和老年慢性病盛行等原因，我国传统的家庭护理方式出现了缺损，急需通过市场所提供的护理服务进行弥补。我国目前养老机构发展滞后，长期护理保险并没有纳入社会保险体系，不断增长的护理费用支出使得失能老人、家庭和社会面临严重的长期护理风险。因此，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成为“十三五”期间中央对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做出的重大战略性制度安排，而科学评估和预测不同筹资模式下的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缴费与财政补贴就成为政策设计的关键。 　　综观世界各国，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的筹资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以色列、德国、日本、韩国、卢森堡等国家采取的强制社会保险模式，保费来源为国家、雇主和雇员；第二种是英国、瑞典、奥地利、澳大利亚、丹麦等国以公共财政为主要责任的社会救助模式(即“普享型”长期护理制度)；第三种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法国等国家采用的商业保险模式(又称“资格审核”模式)，即低收入人群可以获得由国家筹资所提供的补缺式保障，例如联邦医疗照顾计划(Medcare)、州立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和联邦医疗照顾计划特惠项目(Medicare Advantage)，但受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多数国民还自愿购买长期护理商业保险。由于国家、雇主和个人在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老年人长期护理的总成本、缴费率和覆盖面(有效需求)也不同。目前，已实施长期护理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普遍面临着社会服务侵占医疗服务而造成医疗服务负担加重的问题，并且历经几次改革后效果始终不明显。因此，基于没有一国的长期护理服务体系经验可以完全照搬到中国使用的事实，我国亟待构建适合自己国情的老年护理保障制度。 　　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不仅关乎保险市场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与政府部门息息相关。综合考虑以上三方的处境是制定长期护理服务发展规划、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必不可少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采用自下而上的动态测算方法，按照预测可能产生长期护理需求的老年人口数→评估未来老年人护理需求增长的趋势→测算三种筹资模式(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商业保险)下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的总成本、保险缴费率和财政补贴率(与税率意义相同)发现不同生育率水平、工资增长率、筹资模式和单位护理成本等影响因素对保险缴费率与财政补贴率的敏感性的逻辑层次依次展开研究，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障筹资政策的构建提供决策参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卫生经济和健康政策研究中，长期护理保障政策是一个重要议题。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李世代(Lee S D)、帕利·霍华德(Palley Howard A)、毛里西奥·马特斯·洛佩兹(Mauricio Matus-Lopez)和大卫·詹森等(David Janssen et al.)讨论了相关政策(如融资模式、紧缩政策改革、医疗补助支出等)与长期护理保障水平的关系[1-4]；二是斯皮尔曼等(Spillman B C et al.)、基利·丹(Kiely D K et al.)和韦德·汤普森等(Wade Thompson et al.)研究了一些影响因素(如长寿、社会参与、药物使用等)与长期护理支出的关系[5-7]。 　　我国近年来对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研究处于递增的趋势，但究其研究内容，大多数侧重介绍国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如荆涛比较分析美国和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成功经验后，提出建立中国特色长期护理保险“三步走”模式，即先采取商业保险，然后采取商业保险和社会基本长期护理保险相结合，最后政府实行强制的全民长期护理社会保险[8]；赵曼、韩丽基于对三种护理筹资模式的论述，提出借鉴美国长期护理商业保险规模有限的经验，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选择提出政策建议[9]。只有少部分学者的研究关注我国长期护理需求和不同筹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