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异质性考察.docxVIP

? ? FDI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异质性考察 ? ? 　　根据传统贸易理论，一国产品的完整生产环节在其内部，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方式只涉及最终产品之间的交换，此时，国际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使生产过程逐渐解体，不同企业根据各自要素禀赋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不同生产环节由此分布于不同国家或地区（Antràs和Chor，2013），产业内贸易跃升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方式。国际分工体系亦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逐步演变为产业内分工，进而延展细化为不同工序、增加值环节之间的分解，形成全球价值链（GVC）体系（Baldwin，2012）。在这一体系下，产品的各个生产环节依据各国要素禀赋和价格差异在全球进行配置，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均可以被利用，传统比较优势由静态转变为动态（Feenstra和Hanson，1996）。全球价值链发展引致的动态比较优势为一国参与国际投资提供了新的动力，各国把节点企业安排在不同国家（裴长洪和郑文，2011），通过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汲取众家之所长，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当前，全球超过半数的制成品进口属于中间产品（包括初级产品、零部件和半成品），超过70%的服务进口属于中间服务，而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占全球贸易的80%左右，几乎每条全球价值链的形成都离不开企业的国际投资行为，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投资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主动脉。 　　引进外资作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途径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其进入我国数量不断上升。201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高达1356亿美元，居世界前列。外资大规模进入使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冼国明和徐清（2013）认为，外资进入在较大程度上着眼于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意味着外商投资转移的多为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环节。葛顺奇和罗伟（2015）同样指出跨国公司进入虽能增加高资本、高技术产业占比，却可能无益于提升高资本、高技术工序占比。由此看来，我国易陷入“比较优势”的分工陷阱，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另有研究认为，FDI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但因外资动机差异、外资来源地差异及东道国特征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影响。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指出市场导向型FDI具有较大程度的水平溢出，而出口导向型FDI的垂直溢出效应更强。张成等（2016）利用中国199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展开分析，发现韩国、新加坡及其他国家投资的溢出效应均大于G7投资和港澳台地区投资，且除港澳台投资外，其他来源地FDI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均大于内陆地区；何兴强等（2014）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同时指出适度的外贸依存度有助于促进FDI的技术溢出。技术进步作为价值链升级的一种表现形式（Humphrey，2004），从该角度来讲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行业价值链地位攀升具有推动作用。有鉴于此，外资流入对我国价值链升级作用究竟如何？是否因外资进入动机、外资来源地差异及东道国特征而具有异质性？我国应如何吸引和选择外资以最大化其价值链升级效应？以上问题的回答，不仅为客观评估外资进入成效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丰富了价值链升级因素的研究。 　　综观已有文献，关于价值链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关于价值链地位的测度。Porter（1985）率先提出企业价值链概念，自此关于价值链地位测度的研究层出不穷。Hummels等（2001）首次提出垂直专业化测算方法（HIY方法），即利用一国贸易体现的国际生产链中国外增加值情况反映该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在此基础上，Koopman等（2008，2010）提出KWW和KPWW方法，更系统地测算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增加值贸易情况。与以上利用贸易增加值反映一国全球价值链位置不同，Antràs和Chor（2013）提出产业下游度指数，利用一国投入产出表测算某个行业在价值链上与最终产品的加权距离，以此衡量一国价值链地位。国外学者对价值链指标的测度为研究中国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继而一部分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所处价值链位置，多数研究表明我国价值链地位呈逐步攀升趋势，但仍处于低端环节（樊茂清和黄薇，2014；程大中，2015）。另一方面，关于价值链升级因素的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价值链升级本身就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刘仕国等，2015）。Agostino等（2015）通过比较意大利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创新能力与国际市场渗透能力是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与之不同，国内学者则将影响价值链升级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垂直专业化与制度质量。有关垂直专业化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