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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集聚抑或是扩散 ? ?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健全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体系和鼓励多渠道就业，这是中央连续14年发布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足见国家对农民就业的重视。现阶段，中国正在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并进入以城镇化为主导的发展阶段(高培勇，2010)，其核心内容便是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特征在“刘易斯转折点”后已不复存在，但绝对数量较为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贫困、就业和向城市的转移定居问题仍亟待解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及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均与FDI流入有着密切关系(赵德昭，2014a)。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研究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空间联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性含义。 　　已有研究FDI和劳动力就业的文献较为丰富，代表性文献如等(2002)认为，FDI通过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挤出或挤入效应，进而对其就业产生重要影响。赵德昭等(2012)认为，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跨区域转移，主要源于FDI产业在东部沿海省份的集聚。但同时应该看到，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不均质大国”，FDI的区位分布对就业差异具有显著影响。代表性文献如Chan等(1999)的实证研究发现，FDI对内陆地区的就业效应不明显，但对沿海地区就业的正向效应较大。Edward等(2001)认为，FDI在东部沿海省市的集聚，直接导致了区域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分布的不平衡。朱金生(2005)认为，区域间FDI的差异对就业差异具有决定性影响。郑月明等(2008)认为，FDI对区域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东部地区则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许和连等(2013)和赵德昭(2014b)认为，FDI的大规模流入改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收益曲线，东部地区FDI的就业吸纳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 　　但上述研究仅建立在双边框架基础之上(Anderson等，2003)，并未考虑各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关联。Krugman等(1991)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将劳动力转移内生化到经济集聚机制中，这为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关联机制提供了崭新视角。代表性的实证研究文献如Bagoulla等(2011)、孙军(2009)等。Crozet(2004)认为，欧盟国家劳动力转移中的前向联系较为明显，Paluzie等(2009)的研究发现，西班牙各地区劳动力转移中的前向联系也十分显著。但令人遗憾的是，已有研究文献较为缺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关联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事实上，FDI在中国的区位分布具有明显的“结块效应”特征(何兴强等，2008)，在分析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影响效应时，不仅应考虑本省经济、地理等因素(Ledyaeva，2009)，更应重视周边省份上述因素的交叉影响，否则将会导致研究结果的准确性降低。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系统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研究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层次关联。第二，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视角出发，将古典统计方法用于与地理位置相关的空间数据，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集聚机制和时空跃迁状况进行科学阐释，这为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提供了崭新视角。第三，分别建立空间误差和空间滞后模型，对FDI集聚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效应进行详细的实证检验。 　　二、空间集聚的特征事实：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一)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借鉴Anselin(1988)的研究思路，运用全局Morans I来验证空间效应的存在及显著性，全局Morans I指数是度量空间自相关的全局指标，其取值范围在-1到1之间。对于t年份，Morans I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n代表地区数量，S代表地区间经济变量的方差，是i地区t期的观测值，x代表地区间经济变量的平均数。同时，本文用一个基于邻接标准的二进制邻接矩阵来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在零假设条件下，Morans I的期望值为E(I)。 　　Morans I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①，Lnlabor和Lnafdi、flex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同时，二者集聚特征的时空演变在Morans I指数变化趋势中得到完整体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Morans I指数在1996-2014年一直显著，且在稳定区间内波动。与之相对应，FDI的Morans I指数值以2008年为界经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