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RS、财务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和权益资本成本.docxVIP

? ? IFRS、财务分析师、机构投资者和权益资本成本 ? ?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基于信息观的角度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下简称“IFRS”)采用的经济后果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Daske et al.，2008；Li，2010；DeFond et al.，2011，2015；George et al.，2013)。据IFRS的官方网站IAS Plus(/)2014年的统计发现，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20多个国家采用、趋同采用或者是决定在不久的将来采用IFRS。尽管IFRS的采用已经较为广泛，但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采用IFRS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支持者认为，全球范围内普遍采用IFRS会改善财务报告质量、增加可比性(Zeff，2007；SEC，2008)，同时会提高财务信息的一致性，降低信息风险。反对者则认为IFRS的一致性没有为国家制度背景和公司环境之间的差异预留考虑的空间(Zeff，2007)，这种将同一项准则实施于所有国家之中的方法并不能反映出公司的潜在业绩或潜在特征，甚至会导致信息的损失。现有基于欧盟的跨国研究表明，采用IFRS会带来积极的经济后果，主要表现为会提高资本市场的流动性(Daske et al.，2008；DeFond et al.，2011)、增加市场反应(DeFond et al.，2015)、降低审计费用(George et al.，2013)、降低资本成本(Li，2010)等。不难发现，大量的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很少关注IFRS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采用情况。我国于2007年1月1日开始正式采用与IFRS实质趋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那么，在我国采用IFRS是否会取得与欧盟等成熟市场经济一样的效果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基于信息观的角度分析我国采用IFRS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进一步，跨国研究无法考虑到个体公司治理机制的横截面异质性，而这些个体特征差异可能会直接影响公司采用IFRS的实施效果，例如财务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均会对个体公司采用IFRS后的财务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财务分析师凭借其专业能力和信息搜寻加工的相对优势向资本市场传递有价值的信息，是资本市场中重要的信息中介。对于资本市场中的个人投资者而言，财务分析师所提供的信息是除了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外的重要来源，有助于个体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进而影响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治理作用。一方面，高雷和张杰(2008)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对公司中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监督，抑制盈余管理，进而改善公司的治理效果。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可以改善公司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风险。IFRS的实施可以作为我们检验财务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治理作用的外生冲击事件。那么，财务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在IFRS实施后是否会发挥积极的信息治理功效，进而降低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呢？这是本文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再进一步，财务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是如何发挥积极的信息治理作用呢？财务分析师与机构投资者之间可能存在业务关系，并且目前机构投资者主要依赖于机构内部的研究员所提供的信息做出投资决策，而财务分析师的研究报告(例如路演等方式)是研究员的重要消息来源，那么，机构投资者在发挥治理作用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二者之间可能会存在替代关系，即当机构的研究员更多地依赖于财务分析师所提供的研究报告时，可能会更少地通过实地调研、电话访谈等方式获取信息，从而这种“依赖”会导致二者在IFRS采用后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会表现为相互替代的关系。另一种可能就是相互促进关系，即不论财务分析师所提供的研究报告质量如何，机构投资者的研究员会坚持以自行获取信息的方式为主，将财务分析师的研究报告作为辅助参考。在现实中，哪一种关系占主导？这是本文研究的第三个问题。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现有主要基于欧盟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IFRS的采用会显著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Barth et al.，2008；Daske et al.，2008；Li，2010；Daske et al.，2013)，本文则首次发现我国采用IFRS后权益资本成本会增加。这可能表明采用IFRS的经济后果在成熟市场经济和转型经济中的表现不一致。这值得学术界和实务界的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第二，现有的文献主要基于跨国数据直接研究了采用IFRS的经济后果(Daske et al.，2008；Li，2010；DeFond et al.，2011，2015；George et al.，2013)，但尚无文献进一步深入分析上市公司内外治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忽视了对公司个体层面差异的关注。本文从财务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信息治理视角对此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