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环境治理单边治理与共同治理的比较.docxVIP

? ?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环境治理 单边治理与共同治理的比较 ? ? 　　DQI：10.19361/j.er.2017.05.04 　　京津冀地区被认为是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经济增长的“第三极”。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2016年2月，《“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提出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 　　由于地方行政区域分割和竞争，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出台了很多，比如1982年的《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96年的《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1年的“大北京规划”、2004年的“廊坊共识”以及2008年的“京津冀发改委区域工作联席会”，但是这些政策和举措并没有起到非常理想的作用。京津冀地区经济合作难以达成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京津冀三地拥有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北京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不仅仅要扮演一个城市发展的角色，还需要服务于中央，因此北京集合了大量的资源，从而导致京津冀地区的极化效应明显大于扩散效应。其次，京津冀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较大。“环京津贫困带”包括河北省的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以及沧州部分县，这一带面临着严重的脱贫问题。贫富差距大意味着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取向和偏好存在差异，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各地之间的博弈可能演变成“零和博弈”。最后，与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同的是，京津冀地区的非政府力量发展迟缓，京津冀地区的政府对经济行为的控制较强。相比珠三角和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在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核心城市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城市层级分布不合理；再比如，环境日益恶化，生态环境共同治理机制尚未建立。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频发的雾霾，更是受到高度重视。2015年2月环境保护部公布了2014年度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其中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占了8个。对于京津冀地区的环境问题的由来，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家庭和曹清峰(2014)认为，生态治理问题的背后是各地区产业结构和GDP之间的取舍，由于地方政府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因此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考虑会优先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考虑。李胜兰等(2014)通过测算生态效率，发现在增长激励下，各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上存在着明显的“模仿”行为，而这种行为对各地区的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皮建才(2011)通过建立一个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说明，适应问题、协调问题和政治晋升问题等都会使得区域之间陷入“囚徒困境”。总体上来看，要使得京津冀地区的环境问题得以解决，要在加快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背景下探寻合适的合作机制。 　　在治理京津冀生态环境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跨界污染问题。马丽梅和张晓(2014)通过空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回归模型说明，雾霾存在着明显的溢出效应，邻近地区的雾霾浓度每升高1%，本地区的雾霾浓度就会相应地升高0.739%。由于跨界污染的存在，京津冀环境治理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李卫兵(2012)通过构建考虑跨界污染损害的福利函数说明，当跨界污染存在时，一个地区就会有“搭”另一个地区环境政策“便车”的激励，即想要通过排放更多的污染来达到实现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Copeland和Taylor(1995)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他们发现，在有跨界污染的情况下，当两个地区实现了自由贸易时，如果两个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大，那么污染就会更加严重。周愚和皮建才(2013)建立一个博弈模型，他们发现，当两个地区之间的跨界污染不太严重时，区域融合会提高整个地区的福利水平，而当两个地区之间的跨界污染比较严重时，区域融合并不会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媒体上曾经炒得非常热的“北京雾霾严重是因为河北太穷”，实际上就是说河北的经济发展对北京产生了跨界污染。 　　政府控制环境污染的手段有很多。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性，经济学界的学者一致认为解决这种外部性问题的方法就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或者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政府作用的污染治理手段是庇古税，发挥市场作用治理污染的理论依据是科斯定理。在政府治理方面，环境税是一种重要的治理手段；在市场治理方面，排污权交易是一种重要的治理手段。本文关注的治理手段是环境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征收诸如能源税、碳税、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固体废物税和噪音税等环境税。在我国，环境税的改革势在必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