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出境游客的安全保障.docxVIP

? ?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出境游客的安全保障 ? ?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政府提出并积极推动的重大发展行动，它将持续为中国出境旅游产业带来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发展出境旅游有利于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并有利于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旅游发展需要跨越亚非拉等庞大的地理空间，涉及的国家众多，文化差异较大，历史关系错综复杂，各种传统与非传统旅游安全风险趋增。由此导致中国游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频繁遭遇旅游安全事件，并带来规模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1]。在此背景下，中国游客需要系统的出境安全保障体系，这是旅游业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中国出境旅游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系统探索“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出境游客的安全保障机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产业意义。在众多学者的推动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2-3]、入境旅游发展[4-5]等议题得到深入的探索，但学界对中国游客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旅游安全保障却缺乏系统的理论关注和文献成果。本研究拟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出境游客的安全保障进行专题探索，系统解构中国出境旅游安全的需求背景和困境因素，并建构适合中国国情和“一带一路”倡议发展需要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框架，以推动中国出境旅游产业的安全发展。 　　1 文献综述 　　1.1 出境旅游安全 　　出境旅游安全一直是国际旅游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二战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出境旅游发展创造了契机，这一时期欧洲和美洲接待的国际旅游者占绝对比重[6-7]，出境旅游的发展既推动了城市旅游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以城市为载体的旅游安全研究的出现。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许多目的地城市的中心城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拥挤、盗抢、犯罪等负面问题[8]，这些风险因素成为国际旅游者的重要威胁，也成为西方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9-10]。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及全球化推动了出境旅游的蓬勃发展，以微观风险因素及旅游交通事故等事故统计分析为基础展开的研究较为丰富[11-13]，针对旅游安全事故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机制的探索成为研究重点。进入21世纪以后，出境旅游规模进一步增长，但旅游风险因素也趋于复杂化，微观层面的旅游风险和事故研究[14-15]与宏观层面的旅游危机及战略研究等都展现出丰富的成果体系。其中，Bently等学者提出了由人为风险、设施风险、环境风险和管理风险等构成的探险旅游的风险致因框架[16]，为旅游安全风险与事故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而“9·11事件”、印度洋海啸以及“非典”事件等重大危机事件的出现使学界对出境旅游安全及其危机管理更加重视[17-22]。Faulkner等学者提出的旅游灾难管理体系将旅游灾难危机的处置区分为灾害前兆、前驱阶段、灾害突发阶段、过渡阶段、长期阶段、解决阶段等核心阶段，这成为旅游灾难和危机阶段区分的重要依据[23]。2010年以后，欧洲、亚洲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和自然灾害事件，这些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事件成为重要的案例研究对象[24-27]。但同时，面向出境旅游者风险感知与行为机制的研究也备受重视，“风险/安全感知—旅游意愿”等影响结构被广泛地探索和验证[28-30]。总体上，国外学者对出境旅游安全的研究经历了从重视微观的风险事故、到宏观的灾难危机、再到游客行为机制等焦点领域的演变。虽然学界认识到旅游者对风险关注的异质性[31]，但西方学界对中国游客的出境旅游安全缺乏足够的理论关注，这与中国出境旅游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比较而言，我国学界对中国居民出境旅游安全议题的重视主要表现在2010年以后。从出境的地域范畴来看，热门的出境旅游地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是出现频次最高的案例研究区域[32-34]。从出境安全事件的类型分布来看，我国旅游学者对涉旅自然灾害、涉旅社会安全事件、涉旅公共卫生事件、旅游事故灾难等分类旅游突发事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索[31]，同时对抢劫、盗窃、旅游欺诈等各类微观风险因素和事故要素进行了具体分析[35]。典型危机事件的案例研究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如Luo和Zhai对香港“占中”事件中表现出的危机传播机制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在二次危机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36]。杨钦钦、谢朝武等人针对巴黎恐袭的案例研究表明，潜在出境游客的微—宏观安全感知对微—宏观出游意愿的影响具有多重互动效应，感知安全是游客出境旅游决策的重要基础[37]。从出境旅游安全的保障管理来看，出境旅游既应重视应急管理机制的建立[38]，也要面向出境主体进行安全教育[39-40]，并在保险保障和法制嵌入方面提供基础支撑[41-42]。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国外出境旅游安全研究的选题更加丰富和细化，针对特定时间和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