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葡萄牙语政治理论图书的翻译、出版与发行.docxVIP

? ? 新中国葡萄牙语政治理论图书的翻译、出版与发行 ? ? 　　将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摆脱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智慧结晶——毛泽东著作等政治理论图书，翻译成为包含葡萄牙语在内的非通用语种图书出版和发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文化工作的一个头等重要任务。但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没有能力自己培养语言翻译人才，必须通过与外国的专业翻译人士、专业机构合作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20世纪新中国非通用语种图书的翻译出版，差不多就是今天国家对外文化资助出版工程的滥觞，当时对外国出版机构的寻找、翻译人员的遴选、翻译出版书目的选择，甚至是中外出版理念的碰撞历程，对于今天中国出版“走出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此外，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葡萄牙语书刊海外发行网从建立到解体的历史，对于处于全面走向世界关键时刻的中国出版，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在巴黎组织翻译与出版 　　毛泽东著作等政治理论图书在葡萄牙语地区翻译出版的历史，是新中国书刊翻译出版的一个缩影。葡萄牙语是继英语和西班牙语之后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语种之一，全世界有2亿多人口使用葡萄牙语。把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或者通用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有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赤道几内亚、东帝汶，以及中国的澳门。南美洲巴西所使用的葡萄牙语与欧洲本土的略有不同，又称葡萄牙(巴西)语，简称葡巴语。 　　新中国第一批葡萄牙文出版物的翻译出版工作，不是在葡萄牙、巴西等葡萄牙语文化区的国家，而是在法国巴黎进行的。这里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全面封锁，大多数葡萄牙语国家没有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因此面临来自两大阵营的压力。在这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国际关系，而且也为中国突破两大阵营的“封锁”创造了条件。法国巴黎作为当时西方世界的文化高地，各种人才聚集于此，因此在法国巴黎组织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出版就成为最佳选择。 　　1963年4月，时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兼外文出版社社长的罗俊率代表团访问欧洲以及西亚、非洲等国家，在选择外文出版发行据点时，曾与法国的著名出版社——伽利玛出版社(Groupe Gallimard)有过接触。因为罗摩夫人(Mrs.Romo)支持新中国的图书出版事业，而且与伽利玛出版社关系密切，所以中国驻瑞士使馆建议由罗摩夫人出面组织一个出版社，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罗摩夫人在当时并没有与罗俊社长正式见面，只是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来商谈细节。双方议定由罗摩夫人出面，在巴黎注册一个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专门翻译出版新中国的葡萄牙语(部分西班牙语)图书，并对广大葡萄牙语国家发行。 　　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正式运营的时间，应该是从1963年8月开始，一直到1967年因国内“文革”爆发而终止，前后持续大约4年时间。表1是中国资助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图书目录一览表。 　　 　　 　　通过表1的书目可以发现，自1963年8月至1966年12月，中国共资助31种图书的翻译出版。其中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有6种，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出版的有12种，由外文出版社的安哥拉籍专家阿桑特翻译、最后由罗摩夫人审校后寄回国内出版的有11种，2种因国内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而停止翻译出版(其中译稿《耕耘记》寄回国内，后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31种葡萄牙、西班牙语图书的翻译组织者、校订者均为罗摩夫人。 　　今天看来，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历史贡献有如下三点： 　　第一，在4年时间里提高了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翻译出版的能力。根据笔者统计，在1949年至1963年的14年间，外文出版社作为中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的唯一阵地，却没有出版过一本葡萄牙语图书，只有外文局系统出版机构出版过《人民画报》葡萄牙文版(1953年开始出版)、《中国建设》葡萄牙文版(1960年开始出版)、《北京周报》葡萄牙文版(1963年开始出版)等几种期刊。但此后，外文出版社出版葡萄牙语图书，却从1964年的5种迅速提高到1965年的13种，以后一直到1969年保持年均两位数的出版数量。截至1979年，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0种葡萄牙语图书，对外印刷发行册数合计1，440，869册②。这些都得益于在巴黎这个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资助了一家专业出版机构的做法。与法国哲学社会出版社的合作，使新中国葡萄牙语图书的翻译、出版、发行能力得到迅速提升。 　　第二，借助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面向全世界发行5种图书，这是新中国与西方知名出版机构的第一次合作。伽利玛出版社，由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