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docxVIP

? ?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 ? ? 　　 F241.3 ：A 1000～4149(2015)06～0084～12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09 　　 修订日期：2015-10-14 　　 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我国2014年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工作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到27395万人[1]，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及就业质量的提高成为其市民化的关键。但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却普遍遭受着就业歧视，这将会引发农民工的行为失范甚至是犯罪行为，危及城市的安全与稳定。研究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管理决策、实施风险管理行为提供参考依据和实用的工具技术。 　　 一、概念界定及文献回顾 　　 研究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首先要清晰界定农民工就业歧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以及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综合西方劳动经济学以及国际劳工组织对就业歧视的界定，并结合我国农民工的历史成因及现实状况，从经济学的视角，将农民工就业歧视定义为，由于制度变迁、经济社会转型、政策制定以及个人偏见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劳动力生产率水平相同的农民工在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就业保障、就业权利、职业发展等方面遭遇有差别的、限制的或排斥对待的现象。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是指农民工遭遇到或主观感受到就业歧视而做出的个人或团体抗争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风险。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是指以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的基本状况为依据，以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为中心，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状态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测度的基础上，预报不正常状态的警情程度，及时发现风险并发出警示以采取防范措施的系统。其最终目的是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预防由于农民工就业歧视带来的社会风险问题。 　　 有关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研究相关文献并不多见，仅涉及农民工社会风险识别与抗风险能力评估、特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风险及其规避、农民工行为失范带来的社会风险。关于农民工社会风险识别与抗风险能力评估，顾永红、杨五洲认为，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工社会风险源的复杂性：农民工的风险冲击既有来自农村传统类型的社会风险，也有来自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风险。农民工风险结构使得农民工的抗风险机制设计不容缺失，但是农民工缺乏类同城市居民化解社会风险的现行抗风险机制。国家化解农民工社会风险的关键是建立全新的社会风险共担机制和提供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而该体系与机制的制度载体便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2]。马洪波对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存在生存风险和发展风险，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者构成了社会等级的底层，他们缺乏有效的利益保障机制和博弈手段，也鲜有合适的渠道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社会风险必然较大[3]。冯虹、汪昕宇、陈雄鹰认为农民工的行为失范会引发社会风险，影响社会的稳定，他们研究了农民工就业待遇与其行为失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对就业待遇的不满直接影响到其行为的规范性，尤其是农民工在收入及收入保障、获得培训或受教育机会方面的待遇对农民工行为失范的影响最大。因此，需要正视当前农民工就业待遇的诉求，尽快改善与农民工行为失范关系密切的就业待遇需求，促进农民工行为的规范化和城市融合[4]。关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研究在现有文献中还未发现。 　　 　　 图1 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形成过程 　　 二、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的形成过程及传导机制 　　 通过对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梳理与分析，结合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基本原理，并借鉴已有关于社会风险的相关文献，首先从理论视角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的形成进行探索与提炼，包括风险的构成要素、风险类型、形成过程与传导机制。农民工就业歧视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的构成要素包括风险源、风险节点、场域和势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源主要来自五个方面，即利益、制度、阶层结构、文化心理、个体风险源，上述根源可转化为社会挫折感、社会诚信缺失和社会焦虑加剧等，它们容易“引发具体个人行为的微观脱序和社会总体行为的宏观紊乱，从而引发社会风险的增多，进而导致社会危机的发生，上述风险源通过传导可产生治安、收入、事故、环境、教育五类风险”[5]。农民工就业歧视引发的社会风险的生成和演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社会风险的生成阶段和社会风险的传导阶段”。社会风险的生成阶段又包括风险潜伏期和风险显露期；社会风险的传导阶段则包括风险积聚期和风险总爆发期[6]。借鉴姚亮在分析现阶段中国社会风险的形成机理时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