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体系选择单一型规则抑或混合型规则.docxVIP

? ? 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体系选择 单一型规则抑或混合型规则 ? ? 　　从20世纪70年代末“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提出开始，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依据不同政策目标有区别地采取了“常规”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宏观经济，并于本轮金融危机前基本形成以稳定通货膨胀为目标和以政策利率为主要工具的主流货币政策规则，政策目标和工具的单一性特征明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令多数国家出现了货币流动性紧缺问题，原本看似“成熟”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暴露出“范式”调控的固有缺陷，决策层、业界与学术界开始对危机前“单目标、单工具”的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反思。将汇率工具纳入利率反应函数，构建的混合型目标规则开启了“多目标、多工具”的货币政策规则[1]，其必要性、可行性和优势性使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从“非此即彼”的单一型规则逐步转向“量价并举”的混合型规则。在货币政策规则的这一转变过程中，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中间目标与最终目标也随之发生转变，基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金融稳定等不同宏观经济目标，货币供应量、长短期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地位出现差异。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利率的动态变动可以使货币市场达到均衡，而货币市场的静态均衡决定了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与利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机制[2]。中央银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实际利率水平下降，带来企业筹资成本降低，引发企业投资支出增加，进一步带来产出的增加，而总产出增加会使居民消费需求增加，进而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即在一定条件下，当所考虑的货币政策目标不存在差异时，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有着相同的政策含义且可以相互转化，只是政策效果有所差别。 　　金融危机以前，我国基本形成了“量主价辅”的货币政策规则，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宏观经济目标基本得以实现。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加之货币需求冲击存在数量上的不确定性，我国货币周转率与货币乘数显著上升，通过控制广义货币供应量影响宏观经济的做法值得商榷，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有所下降，能够借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决策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成为我国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 　　宏观经济目标具有阶段性特征，不同目标和经济周期下，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不同，甚至存在方向性差异[3]。有的政策目标需要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有的政策目标需要价格型货币政策配合，还有的政策目标需要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互相支撑，这些“典型”差别和新常态以来我国GDP“L”型拖平长尾、CPI与PPI“背离”式增长等“非典型”特征使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愈显复杂，政策制定需兼顾通货膨胀、就业、经济增长及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4]，对比分析单一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具有一定理论意义。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三期叠加”阵痛效应显现，对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货币政策框架由单一型规则向混合型规则转变的呼声愈加强烈，探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相互支撑的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关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多数学者认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均具有宏观经济效应，不同政策目标和经济周期下，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存在差异。主要争论点在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是“单目标、单工具”下“非此即彼”的单一型规则还是“多目标、多工具”下“量价并举”的混合型规则，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是否存在“泾渭分明”的关系。大量学者对宏观调控视角下的最优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展开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利率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管制，以政策利率工具为代表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效应不够显著，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信贷规模调控等政策手段更加直接。以McCallum Rules(麦克勒姆规则)及其衍生形式为基础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5-6]，稳健性更好，解释和预测能力更强。具体来说，数量型货币政策在调控信贷规模、促进消费和投资等方面效果更佳[7]，更利于维护公众社会福利[8]，中央银行倾向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 　　有的学者则认为，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实际经济效应不明显，操作的精准性、可控性和实效性较差。以Taylor Rules(泰勒规则)及其衍生形式为基础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能够通过“财富效应”和“托宾q效应”解释多数金融波动和经济现象，在拉动经济增长、防控通货膨胀、提高就业和促进公共经济发展上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9-10]，传导和调控效果更佳[11]。具体来说，价格型货币政策在风险预警、信贷调控、金融创新[12]等方面调控效果更佳，不易引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