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研究.docxVIP

? ? 新常态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研究 ? ? 　　 一、引言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2010年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逐步降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果不断弱化。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新常态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成为国家最高决策层关注重点之一。 　　 当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严重问题：金融资源结构性错配加剧、金融“无效供给”过度与“有效供给”不足、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加重、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双升”、资金“脱实向虚”和“空转”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备受挑战。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才能促进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但在新常态下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不协调问题逐渐加深使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受到质疑。那么在经济新常态阶段，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该如何测度?全国各区域、省份效率差异、效率变动趋势及它们的影响因素又是什么?基于此，本文将测度各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实证分析其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差异性，为新常态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效率的研究，早期主要蕴含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之中，专门成果不多。随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金融效率问题逐渐被重视并纳入研究范畴。Bain(1992)较早研究了金融效率的问题，并将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他认为前者是整个金融部门或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产出及经济增长稳定性的贡献，诸如货币政策有效性、经济总量与货币供给量之比等均可以测度金融效率[1]。Wurgler(2000)认为金融部门对资本的配置效率即为金融效率，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发展完善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渠道，提高了金融部门配置资本的效率[2]。 　　 在实证研究方面，如Wachtel和Rousseau(2009)对1960-1989年部分国家面板数据重新实证后发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的作用并不显著[3]。Arcand、Berkes和Panizza(2012)运用多种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后发现，当私人信贷规模与GDP之比大于100％时，金融发展对经济产出增长产生负效应[4]。Cecchetti和Kharroubi(2012)基于部分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也考察了金融规模扩张对实体经济产出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对实体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值限制，即金融规模的过快增长以及金融泡沫的形成抑制了实体经济产出，降低了金融部门推动实体经济产出的效率[5]。Arcand、Berkes和Panizza(2013)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违约风险在内的信贷约束模型，其研究发现企业破产预期的存在导致了金融部门规模大大超过社会需要的最优规模，政府为规避信贷违约而构建的隐性金融安全网激励了金融部门去承担更多风险，引致金融部门规模过快增长，这种金融规模盲目扩张最终会阻碍实体经济产出的可持续增长，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6]。Ductor和Grechyna(2011)在研究金融过度发展与效率问题时，将整体经济分为了生产性部门(包括制造业和能源等部门)和金融部门(包括金融服务)，其通过对33个OECD国家面板数据验证后表明，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二者的协调稳定增长，而两部门之间的技术均衡进步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只要金融部门增长速度不超过实体经济部门，金融危机就不会爆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才可以保持较高的水平[7]。 　　 对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测度，Capelle-Blancard和Labonne(2011)认为单一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如私人信贷与GDP之比)虽然可以作为衡量经济产出水平的指标，但在测度金融投入与经济产出转换效率时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的金融深化水平不能仅运用金融产出(如信贷供给量)，还应该运用金融投入(如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与信贷量之比等)或金融中介效率等来对金融发展效率作出综合评价，在基于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新的评价指标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后发现，二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8]。对于如何进一步测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很多学者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的投入与产出效率的测度上，他们认为金融机构或行业的效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水平。针对如何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