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政府投资结构之研判兼论财政政策的效力与可持续性.docxVIP

? ?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投资结构之研判 兼论财政政策的效力与可持续性 ? ?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市场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深入，以及外部风险和挑战的增加，经济已进入增长的新常态。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之一，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愈发重要。如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而出台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虽然使我国经济在后危机时代保持了一定的增长，但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等问题愈渐突出。一方面，我国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改变，人均收入和居民消费未得到改善；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异常繁荣使得金融泡沫高筑，在我国金融产品缺乏的情况下，闲置的政府投资资金很可能流转至资本回报率更高的房地产行业，使其自然成为输出通道。与此相对，2010年后，实体经济部门的短暂繁荣随着四万亿投资的结束而逐渐消逝，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逐渐暴露，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为增强市场和消费者的信心，2012年地方政府持续加大投资力度，然而却造成地方投融资风险扩大，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强。随着中国经济迈向新常态，转变政府投资结构成为新的发展要求，其调整和优化方式决定了新形势下政府投资的影响效力和可持续性。 　　一、文献综述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是2008年经济危机后各国政策实施的重心，内生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的能动性在于技术、生产、人口和制度等因素，而以平滑冲击、减缓长期痛苦为目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直都不是直接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政府投资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其效力如何，是否必要，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Ott和Soretz(2008)在多区域经济框架内，研究发现政府投资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正向影响经济增长。Leeper等(2010)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估计美国政府投资的效应，认为政府投资短期对产出具有负向作用，但长期具有增长效应。Castro和Cos(2008)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财政政策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认为扩张的政府支出冲击短期有积极效应，但中长期可能因为高通货膨胀和公共赤字而降低产出。Bom和Ligthart(2014)通过世代交叠模型研究OECD国家政府投资的动态宏观效应，认为难以保持一个代际永久高水平的政府投资来提供充分的公共支持。Aghion等(2014)研究了15个OECD工业国家的周期财政政策对工业增长的效应，认为只有工业具有更多结构特征，财政政策的周期模式对增长的作用才相对重要。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效应考察方面，Baldacci等(2004)考察了IMF支持项目的39个低收入国家财政投资的效应，认为在高收入国家，投资是财政政策主要的传导渠道，但在低收入国家，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比扩大投资具有更大的效力。Jha等(2014)评估了10个新兴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认为减税比政府投资具有更大的反周期作用。Khan和Kemal(1996)通过研究美洲、亚洲和中东等发展中国家政府投资的效用，发现在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内，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依然是私人投资而非政府投资。Konstantinou和Tagkalakis(2011)认为财政政策能够增强市场信心，但由于预期可能征收更多的税收，投资的增加反而会削弱财政政策的信心作用。此外，Kameda(2014)利用非线性VAR模型研究日本的经济泡沫问题，认为在信贷约束紧张且政府财政状况不好的条件下，政府投资的需求强化效应会极大减弱。Fujii等(2013)则认为政府投资对不同部门的挤出效应不同，能够通过促进部分公共产品部门发展来拉动经济增长。Dai和Sidiropoulos(2011)认为政府投资提高是以政府投资能极大巩固生产力为前提条件的。 　　就国内研究而言，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利用VAR模型研究我国财政投资对产出的动态影响，认为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应很强。丁志国等(2012)运用空间面板模型研究要素配置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等资源要素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吴立军和曾繁华(2012)利用Ramsey-Cass-Koopmans模型研究四万亿投资对经济稳态路径的调整作用，认为四万亿投资起到了较好的熨平周期的作用，但只有保证投资效率，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卫梦星(2011)采用“反事实”方法和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四万亿投资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认为四万亿投资计划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的负向影响，但对“保八”目标并非必须，长期作用也不显著。储德银和建克成(2014)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认为政府投资在结构效应方面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叶文奇等(2014)运用中国CGE模型检验政府投资扩张短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认为若只是简单地扩大政府投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