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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共识”框架下日本央行预期管理有效性研究 ? ? 　　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预期管理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尤其是通货膨胀预期管理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于预期的研究由来已久，Keynes(1936)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利息、就业和货币通论》中就已经指出，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来自于不确定性和公众预期，但预期管理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劳伦斯·梅耶(Laurence Meye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特(Michael Woodford)等为代表的各国经济学家在不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逐步在公众预期的管理方面达成“新共识”(New Consensus)。“新共识”宏观经济框架对于货币政策与预期管理的核心观点包括两方面：1.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对公众预期的引导，应当将预期管理纳入货币政策的宏观框架。2.预期在通货膨胀决定和货币政策向宏观经济的传导过程中起关键作用。随着“新共识”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政策性承诺与中央银行沟通作为主要预期管理工具在世界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最具代表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引入了融合政策性承诺与中央银行沟通双重属性的前瞻性引导(Forward Guidance)策略以及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实践。 　　上世纪末，日本央行首次采用政策承诺工具对公众预期进行管理，是世界上较早实践预期管理理论的货币当局之一。2001年至2006年间，为刺激实体经济、提振物价水平，日本央行首次推出了具有前瞻引导和预期管理特征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系统性的流动性短缺，日本央行开启了向市场大规模注入流动性的操作，先后两次降低隔夜利率；为扭转根深蒂固的通缩预期和经济下行趋势，并于2013年4月正式推出质化量化宽松政策(QQE)。日本央行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通过货币政策试图干预公众预期，为研究公众预期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尤其是金融危机后，日本超出常规的货币政策操作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明确的政策承诺与预期管理，并期望通过系统的预期管理扭转公众对于物价水平和经济前景的消极预期。考虑到目前中国同样面临通货膨胀水平持续低迷，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研究日本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效果不仅可以极大丰富预期管理的理论框架，而且对于我国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新共识”宏观经济框架，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实践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货币政策操作的特征和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VAR模型实证研究日本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效果。本文研究认为：首先，货币政策管理公众预期的效果体现出时间一致性，因此在经济下行期货币政策改善公众预期的有效性依赖于该工具以往的效果及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第二，公众预期的扭转是一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而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等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和合理配合有利于提高预期管理的有效性。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引言，第二部分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日本央行预期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特征，第四部分实证检验，第五部分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上世纪70年代Lucas批判指出传统的经济学模型缺乏对公众预期的考虑，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出现滞胀等难以解决的问题。随后国内外学者从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和建立一致性的货币政策框架等角度对央行预期管理进行了诸多探讨。Mishkin(2007)①认为，货币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就是认识到预期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以及通胀预期对宏观调控造成的调节困难。关于如何实现央行对公众预期的有效引导，理论界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和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性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Johnson(2003)通过比较多个国家实现通货膨胀目标制前后实际通胀与通胀预期的关系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够促使中央银行、市场和公众在信息结构方面趋于一致，在长期内稳定市场和公众预期。Demertzis(2007)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够将公众通胀预期在长期内“锚定”在货币政策目标水平，协调公众投资消费等决策行为，稳定公众在长期内的预期。Eijffinger，Geraats(2006)②认为，为实现央行对公众预期的有效管理，货币政策透明度应贯穿于货币政策制定、实施和实现的各个阶段。Walsh(2001)认为货币政策透明度主要应包括货币政策目标的透明、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透明以及货币政策实施的透明等。Woodforde(2008)提出了完善的货币政策预期管理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央行实现对公众预期的有效管理应当建立在较长时期内具有一致性的货币政策框架基础上，这种货币政策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