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三公消费政策对优化企业竞争环境的实证研究.docxVIP

? ? 抑制“三公消费”政策对优化企业竞争环境的实证研究 ? ? 　　 F270.3 ：A 2095-5766(2017)02-0053-08 　　 一、引言 　　 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我党的反腐力度空前加大，“三公消费”成为重拳打击整肃的领域。2012年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要求厉行勤俭节约，杜绝公务浪费。2013年1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台“六项禁令”，公布详细的具体措施减少“三公消费”。这些条令措施有效遏制了政务消费中的浪费奢靡之风，也对一些十分依赖政务消费市场的行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比如，白酒行业结束了近十年的高速增长，白酒行业的翘楚——贵州茅台的股票存2013年里累计跌幅近半。除酒类行业外，餐饮、汽车、旅游住宿业也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三公消费”的特殊性，某些企业在拉拢到政府订单时，会借助政治关联的力量。即存与“三公消费”相关的产业中，有政治关联的公司，比如高管曾经担任政府官员，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存销售“三公消费”相关产品方面，很可能有更大的优势，而公司的业绩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事实上，很多研究都表明，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很多实惠，比如有助于公司获得有利的监管环境，获得银行贷款等关键性的资源(Khwaja Mian,2005; Faccio,2006)。因此，政治关联确实能提升公司的业绩，增加公司的价值。但是，政治关联的盛行也容易助长寻租之风，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成长。 　　 现有研究同时发现，政治关联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各种事件的影响。比如，议员的替换、腐败官员的查处，都会影响到与之相关联公司的业绩与价值(Fan,et al.,2006)。那么，抑制“三公消费”政策是否也会改变公司政治关联的价值呢？许多与三公消费相关的行业(比如白酒行业)收票价格的下降使得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事实上，通过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评估抑制“三公消费”政策的另一层深刻意义。毕竟，凭借政治关联牟利会造成寻租行为盛行，弱化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在政策出台后，受影响行业公司的政治关联价值显著降低，可以认为政治关联为公司带来额外利益这一渠道被打破了，即企业的成长环境则得到了优化。 　　 二、文献综述 　　 政治关联，一般是指公司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吴文峰等，2008)。国内外研究中，政治关联的概念在两个维度上有所不同，一是谁(公司方)和政治权力形成关系，二是和什么样的政治权力(政府方)形成关系。 　　 在公司方面，国内外研究都强调企业的重要成员，但范围有所不同。Facio(2006)考察的范围是公司的大股东(控股10％以上，有投票权即可)，或公司高管，即正副总裁、首席执行官(CEO)、董事会秘书。国内研究基本上也限定为公司的重要股东与高管，只是结合中国实际，将“重要股东”替换为实际控制人。至于高管的范围，实际研究中范围界定也比较灵活，多数研究将董事长和总经理纳入高管范围(早期研究偶有只考虑CEO的情形)。有些研究中，“高管”包含其他的高层经理人员，如邓建平等(2012)将副总经理和财务经理包含在内；甚至包含全体董事会；也有研究做最为宽泛的界定，将“除独立董事外全部高管：包括董事、监事和其他离管”都包含在内，如杜兴强等(2009)。有的研究参照证监会的某些规定，将高管范围界定为“正副董事长、正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杨其静、张冠甲，2016)。本文按照大多数研究的做法，将考察范围限定为董事长和CEO两类高管人员。 　　 在政治权力的类型上，现有研究的通行方式是考察高管人员的经历或身份。一般来说，若高管具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或者具有议员身份，则都认为其所存公司具有政治关联。有些研究还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区分，如吴文峰等(2008)将高管任职经历区分为在中央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部门任职两类，发现两类政治关联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迥然不同。杜兴强等(2009)细分了高管的政治身份类型，将人大代表类和政协委员类身份进行分开研究。很多研究发现，人大代表类和政协委员类的高管，给公司带来的利益加成远逊于有过从政经历的高管，因此，本文也将考察的对象限定为董事长与CEO是否有过从政经历，并细分其任职类型。 　　 多种因素会影响到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价值。首先，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公司政治关联的价值可能会有变化。许多研究发现，在金融发展落后、法治水平低下和产权保护不力的地区，政治关联具有更高的价值。其次，政治关联的价值很容易受到外生事件的冲击。比如，Roberts(1990)发现，某议员的意外死亡后，与他有关联的公司的业绩显著下滑，但是与他继任者有关联的公司的业绩却显著上升。Fishman(2001)发现印尼总统苏哈托的病危传言会严重影响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