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选择因势利导还是适度赶超？.docxVIP

? ? 技术选择 “因势利导”还是“适度赶超”？ ? ? 　　对于目前面临“人口红利”消失以及物质资本投资报酬递减等多重压力的中国经济来说，实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将是未来的必然出路(蔡昉，2013)。然而，当我们以历史的维度来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各生产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却会忧心地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处于下降的通道之上。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也出现了显著的回落，并长期在低位徘徊(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吴振球等，2014)。因此，如何观察、解释和克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潜在危险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 　　技术进步对生产效率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技术进步直接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上(Acemoglu，2002)。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后续的技术自主创新是推动和实现“东亚奇迹”的一项基本经验。但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自主技术创新都无法回避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技术选择。长期以来，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匮乏是中国要素禀赋的基本特征。如果按照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逻辑——技术选择需要与要素禀赋保持一致，那么中国最适宜、最具效率的技术选择应该能够利用劳动力供给充分且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以乡镇企业扩张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确实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在资本稀缺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化工业所造成的效率损失①，使得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显著的提高②(陈剑波，1999；张军，2002)。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一些地区的技术选择道路开始出现偏差，技术进步并没有如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预期的那样沿着节约资本的路径发展。相反，却表现出明显的资本偏向性，宏观经济出现了加速资本化的趋势(大塚启二郎等，2000；姚战琪，2009；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对几个重大的问题进行思考：第一，如何评价这种赶超式的技术选择战略？以及这种技术选择对宏观经济效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适宜的技术选择应该严格遵循要素禀赋的演进趋势？还是应该领先于要素禀赋的积累速度而适度赶超？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以上问题其实并不新鲜。在判断发展中国家应该采用何种技术选择战略的问题上，理论界始终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以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林毅夫和张鹏飞(2006，2009)、林毅夫(2012)为代表的一种观点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选择上应该“因势利导”地按照要素禀赋的演进趋势来渐进式地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如果超过要素禀赋的积累速度而鹤立鸡群地提高一些经济部门的技术水平，这在经济效率上是得不偿失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考虑到要素积累的过程和技术能力的建设，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预见到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因而在技术选择上可以“适度赶超”，如果严格遵循要素禀赋的演进趋势，发展中国家将丧失核心技术能力，不利于长期发展。杨汝岱和姚洋(2008)提出了“有限赶超”的概念，并利用跨国回归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产品技术上的有限赶超对一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正的影响。Chang等(2009)则以芬兰的电子产业、韩国与日本的钢铁、汽车产业为例说明各国可以通过选择领先于本国要素禀赋的技术战略来提升本国经济。这里我们并无意过多地涉及以上两种理论孰是孰非的争论，而是试图以人力资本为线索为这两种看似相悖的理论搭建一条可以互相实现逻辑自洽的桥梁。 　　与其他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梳理和归纳了技术选择、人力资本与经济效率三者间的逻辑关系，以人力资本水平所决定的技术能力为线索，尝试回答了发展中国家在技术选择上应该“因势利导”地严格遵循要素禀赋的演进趋势，还是应该“适度赶超”地领先于要素禀赋积累速度的理论难题，并试图将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论点纳入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第二，以中国经验实证分析了技术选择战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时空上的差异，这为分析和解释近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降低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第三，在不同人力资本条件下考察了技术选择战略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演变规律，并通过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估计了地区及代表性行业适宜采用赶超式技术选择战略的人力资本临界值，以期为各经济主体有效地进行技术战略选择提供可以参照的标尺。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根据适宜技术理论的基本理念，一项技术的应用需要通过其他相应的生产要素投入来匹配。由于经济环境和技术运行条件的差异，即使同类的技术在不同的地区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效率，即技术选择与资源禀赋的匹配程度成为技术效率实现的关键(Acemoglu和Zilibotti，2001)。这就意味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先进的技术并非一定是最适宜的技术，能够提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