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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府基础研究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 ? ? 　　近年来，以Romer(1990)[1]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为考察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基准的分析框架。他构建了一个包含研发和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中厂商为获得垄断利润会不断增加研发支出，研发支出的增加推动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推动了新产品种类的增加，最终推动了经济增长。Romer(1990)模型将外生技术进步正式内生化，但该模型有一个特点即存在规模效应，只要增加科研人员数量就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对此，经济学家存在较多争议，其中以Jones(1995)[2]、Kortum(1997)[3]和Segerstrom(1998)[4]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对Romer(1990)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战后OECD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科研人员用于研发活动，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却并未增长反而有下降趋势。为此，Jones(1995)对Romer(1990)模型进行了改进，将知识存量的指数由等于1修正为小于1从而消除了规模效应。这一改进得到了研究学者的广泛支持，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进一步对Romer(1990)模型进行了扩展，例如一些学者在Romer(1990)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发现人力资本和创新的相互作用有利于经济增长(Lloyd-Ellis and Robets，2002[5]；杨立岩，2003[6]；Kosempel，2004[7]；赖明勇，2005[8]；Papageorgiou and Fide，2006[9])。又如一些学者将财政政策引入模型，考察不同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Zeng and Zhang，2007[10]；严成樑2013[11]；王宝顺，2017[12])；或是考察政府研发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考察政府研发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中，有的学者将政府研发政策描述为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研发补贴(Samaniego，2007[13]；Sener，200814]；王军和张一飞，2016[15])，也有的学者将政府研发政策描述为政府对研发的总支出，没有对其进一步细分(ParK，2004[16]；严成樑，2009[17])。 　　现实经济中政府研发政策是多方面的，政府不仅会对私人部门从事的一般性技术研发进行补贴，还会对非竞争性的基础研究进行支持。由于基础研究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且难盈利，私人部门往往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积极性开展基础研究，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几乎全部由政府承担。朱迎春(2017)[18]根据科技部负责的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推算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来源于政府资金的比例高达98%，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力度直接决定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投资强度。然而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一直偏低，成力为(2016)[19]将中国与其他27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自2005年至2010年的科技指标进行分析比较发现我国基础研究支出比例过低，并从国家和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发现基础研究经费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柳卸林(2011)[20]指出我国研发投入的快速增长并未带来产业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步增长，其根源在于基础研究支出“比例失调”。张炜、吴建南等(2016)[21]提出应正确认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合理确定基础研究支出强度，提高基础研究在中央财政新增研发投资的比例。基础研究是开展其他一切研究的前提，基础研究支出不足会造成一国技术基础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不利于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党的十九大强调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可见，当前国家日益重视基础研究，政府作为基础研究的投入主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对政府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问题的讨论大多出现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中，而鲜有理论研究探讨。相关理论研究要么只是简单考察了政府研发支出整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只考虑了政府私人部门研发补贴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将政府基础研究从政府私人部门研发补贴中区分开来，专门讨论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对这一问题予以理论探讨，将原模型中研发部门扩展为基础研究部门和私人研发部门，引入政府部门并假定政府公共支出用于支持基础研究、补贴私人研发和消费性公共支出，将劳动力细分为非熟练工人和科研人员且两者不可替代。在此基础上，对扩展后的理论模型求解一般均衡，并通过数值模拟考察政府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当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和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严峻形势下，为政府优化研发政策，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提供理论支撑。 　　二、我国基础研究支出的特征事实 　　(一)基础研究支出情况 　　 　　图1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及GEBR/GERD变化(1995-2016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