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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词的感情色彩 一、 情感色彩的各种变化 1. “雅而无检，信其事” 清初词以否定或中立为主词，包括积极和消极正义，包括狭义转换为中性。如“客气”古义为“虚骄之气”；也指文章虚夸浮泛，蕴含贬义色彩。如：“其书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刘知几《史通.杂说中》）又如，相濡以沫：泉水干涸，鱼靠在一起以唾沫相互湿润（语见《庄子·大宗师》）后用“相濡以沫”比喻同处困境，相互救助。中性转为褒义。又如：“冤家，怨家”，似恨而实爱，给自己带来苦恼而又舍不得的人。冤家从最初贬义转成中性义，又转达成褒义。又如：牺牲，“古代祭祀用畜”“为正义事业献出生命”“牺牲”从中性义转成褒义。其他如：后来居上、因陋就简、出生入死等。 2. 明哲保身，表现形式 “卑鄙”一词在古代意指地位低下或指处境不好，诸葛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现在则指品德恶劣，有着明显的贬义。“明哲保身”：出自于《诗经·大雅·黑民》可见，“明哲保身”的原意是用来形容明智的人善于保全自己，能恰到好处地处理自己和周围人际的关系，具有褒义色彩。现在经常用来表示一种回避矛盾、消极处世的人生哲学：只要与自己无关，便不闻不问，明知不对，也少说为佳，成为贬义词。如“在同犯罪分子的斗争中，我们决不能明哲保身，袖手旁观。”“天花乱坠”最初是对云光法师讲经的精彩之至表现的赞扬，后来成为夸大其辞，胡乱吹嘘的意思了。其它如“染指”“爪牙”“妖艳”“明目张胆”等均是如此。 3. “最佳”词义是由中性向中性的转变 这一类的词的变化较为复杂，它的色彩演变轨迹恰如一个“S”型的曲线，经历了一个往返曲折的变化，如：“同志”一词的变迁：先是“相同志向”（“同门为朋，同志为友。”）之后，由“相同的志向、志趣”很自然地引申为“志向、志趣相同的人”。比如：王充《论衡·自纪》：“或曰：‘心难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择地，浊操伤行，世何效放？’”这可看作褒义词。在中古（魏晋唐宋）以后，“同志”一词又可特指“夫妻”，指同心的人。到了明清之际，它还有一个较为冷僻的意思：指“同性”，即性质相同。词的感情色彩变化不大，但词义有所转移。 进入现代，“同志”一词才由“志向、志趣相同”派生出了今天常用的这一特指义，即“同一政党成员之间或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人之间的亲切称呼”。词义有所上升。特别是上世纪40年代末“同志”外延开始在解放区广泛使用，成为革命队伍的内部带有感情色彩特定称呼并扩展为社会各阶层的通称，并逐步成为百姓中最常用的泛尊称语。进入60年代，因浓烈的政治色彩使它的褒义进一步上升至顶峰。 新时期以来，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79年版的《辞海》注释修改为：“我国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其后，使用频率逐步降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其褒义色彩开始回落。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部分人群甚至用它来称呼同性恋者，使其又有了贬义倾向。 “炒”的词义变化也体现了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如“炒鱿鱼”“炒”的原义是“把食物放在锅里加热并随时翻搅使熟”，“炒”能使被炒对象加热，升温。后引申到“炒股”“炒房”“炒车”“炒地产”“炒”由原来表示一种烹调方法演变发展成“倒买倒卖”，现在又发展成“采取手段抬高某物或某人身价”，显示出“炒”词义的扩大，由中性向贬义发展，但是，时间不长又向中性色彩回归，贬义感情色彩逐渐变弱。同时“炒”一些列的词汇爆炸性的涌现，印证了“词汇的丰富一方面取决于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取决于作为一种体系的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新词的借用、消失或出现，大部分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现在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追求功利逐渐被视为正当的商业行为，对于合理合法的求财求利，政府也给予扶持和保护。它及其超高的使用频率已被人民群众所接受，“炒”现在逐渐失去其贬义色彩趋向中性。这也就说明了“语言并非只是人任意支配的纯粹工具，语言是人性的表现”。 4. ．同《春》 为了实现某种特殊的修辞目的，人们可以有意识的把褒义词用作贬义词，或把贬义词用作褒义词。这就是词语感情色彩的游移现象。例：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地笑着走着。（朱自清《春》）。每个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孙犁《荷花淀》）、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以上同一词，在文句中的感情色彩色彩与原来色彩形成鲜明对比。（也就是“反语”）这一褒一贬构成强烈反差，产生了强烈的修辞效果，不过在文中的色彩具有临时性，是暂时的。如果临时的时间拉长，被普遍接受，被固定下来，就可能形成词的感情色彩的转移。如“戴高帽”“穿小鞋”等。 二、 ．社会色彩的变化。社会的信 斯大林在分析俄罗斯语言发生的一些变化时指出“由于发生了新的社会生产，出现了新的社会精神，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添加了一大批新的词和语，有许多词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