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形-丹·弗拉文艺术中的建筑性图像构筑.docxVIP

? ? 光之形 丹·弗拉文艺术中的建筑性图像构筑 ? ? 张燕来 艺术于我谓何？我所理解的艺术基本上是一系列将建筑中绘画与雕塑的传统与电子光源所构成的空间相结合的下意识决定。 ——丹·弗拉文[1]11 对“图像”（image）的理解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理论的重要内容。1435 年，意大利建筑师、人文学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使用类比分析法提出了绘画图像功能的最早界定：“西方传统绘画图像中的灭点使观者认为他观看的不是二维表面，而是一个画框限定的自然景观，犹如透过窗户向外观看。”[2]8由此，以绘画为代表的自然再现图像也就成为西方艺术和文化的传统。 1839 年摄影术的发明使艺术家面临着双重任务：放弃传统绘画的再现功能，重塑艺术的原创性。美国艺术家丹·弗拉文（Dan Flavin）作为极少主义艺术（Minimalism Art）的先驱，1960 年代后与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索尔·里维特（Sol LeWitt）等艺术家一起广泛采用新的创作材料和艺术形式，共同追求客观的、无幻觉的作品，以求从传统的主观主义艺术中得到解放。他的创作挖掘了现代工业中现成物灯管（fluorescent light）的图像潜力，将荧光灯管散发出的电气之光融于建筑之中，打破了传统艺术作品与空间的关系。“弗拉文的作品长期以来和建筑学问题重叠在一起，他的‘艺术-历史’贡献在于将荧光灯管的图像功能置于建筑与环境之中。”[1]34（表1）。 1 图像之一：纪念符号 1961-1964 年间，弗拉文完成了一组题为“圣像”（icons）的系列作品首次将荧光灯管作为创作材料。随后，他进一步拓展灯管装置作品的图像特征：既有对几何特征空间内涵的挖掘，也有穿越时空的城市、建筑乌托邦的形象再现。 1.1 对角线 1963 年6 月25 日，弗拉文完成了“个人狂喜的对角线：向康斯坦丁·布朗库西致敬”（The Diagonal of Personal Ecstasy：to Constantin Brancusi）1）的构思草图：斜向45°置于墙上的标准黄色灯管。这件创作源于他对罗马尼亚雕塑大师布朗库西的纪念与联想：“我将‘对角线’与布朗库西的杰作‘无穷之柱’进行对比：人造之柱由木块切割后堆砌而成垂直的雕塑；对角线是一种蓄意的简化，一根标准长度的荧光灯管表明了可以减少的艺术处理。但两件作品都有着基本的视觉属性：人造之柱犹如古代的神话图腾直冲云霄；‘对角线’在普通的日常用品之下却有着成为一个现代性的技术恋物之潜力。”[3]34按照弗拉文的理解，陈列于小的、半暗空间中的这件作品可视为他对教堂门厅中真实圣像的一首挽歌——荧光装置作为一件虔诚之物置于阴暗的工业氛围之中，在黑暗的底色之中，发亮的灯光犹如嵌入历史与文化的一把利剑。由此，弗拉文将装置作品直接呈现于空白墙体之上，发光的“对角线”让人联想起天主教传统中的图像——一种联系上天与凡地的象征（图1）。 从几何分析的角度看，对角线是长方形中最长的直线线段，并隐藏着一个空间特性：对角线并不单独呈现，必须与其未描绘的矩形同时联想。可以看出，在弗拉文的这种线形符号之外，还有“之外的图像”“联想的图像”与作品呈现的具体图像共存。 1.2 纪念碑 1964 年，弗拉文提出了光的塑性特征：“整个房间、室内均成为空间容器和它的组成部分：墙面、地面、天花，都可以容纳光，但不能限制光，除非包围光。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明白了可以通过真实的光来形成幻觉，从而打破一个真正的空间。”[3]10 弗拉文接受了苏俄前卫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的构成主义信念“真实空间中的真实材料”，将荧光灯管的基本物理属性作为空间中之物，先将之称为“图像-物体”（imageobjects），最后又简化为“装置”（installation）。“纪念碑”（全称：“献给塔特林”，Monuments for V·Tatlin）是1964-1990 年间弗拉文完成的献给以塔特林为代表的苏俄艺术乌托邦时代（尤其是塔特林未能实现的第三国际纪念碑）的装置作品，“我将静态的灯管组合，点与点、线与线，在空间中呈现，这种戏剧化的装饰可以追溯到40 年前的苏俄前卫艺术，我的乐趣在于从其‘不完整性’的体验中创作作品。”[3]26从弗拉文的草图中可以发现一系列线形（灯管）图形和图像的组合尝试，其平面化的图像特征塑造了灯管之间的空间组合可能性，光装置作品也随之将绘画和雕塑变形为第3 种媒体，既是侵入的也是超越的（图2）。 弗拉文向布尔什维克梦想家致敬的灯管图像作品一如光辉的坟墓，以闪闪发光的墓志铭来呼应梦想的破灭：塔特林的革命纪念碑由惊人的三维空间沦为艺术史中的抽象图像，弗拉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