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指南》在日本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贡献.docxVIP

? ? 《官话指南》在日本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 ? 徐 丽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国 青岛266590) 日本早在汉魏时期就和中国有了接触，特别是大化革新之后，全面的向当时的唐王朝学习和借鉴了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内容，在文字创制等方面，更是使用汉字和假名混用的文字体系，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近代。江户时代，日本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允许长崎一带和国外通商，允许来自中国的唐船和来自荷兰的兰船入港贸易。在长崎负责和中国贸易往来担任翻译的唐通事，大都是侨居在日本的中国人，所学习的语言是南京官话。直到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向北京派驻公使，这时他们才发现中国外交等领域流行的是北京官话。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日本的汉语学习由南京官话向北京官话转变。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最初是威妥玛编写的《语言自迩集》，后来日本国内出现了以《语言自迩集》为蓝本的系列改编教材，如《亚细亚言语集》等。而由吴启太、郑永邦编著的《官话指南》则是日本明治早期出现的一部由日本人独立编著的北京官话会话教材，以后成为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的必备教材，重印40 余次，成为当时的汉学名著，影响极为深远。 一、江户时代的唐通事教材 日本江户时代虽然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中断对汉语的学习。这期间在长崎、萨摩藩一带负责和中国贸易往来的唐通事，所使用的语言被称为唐话，以贸易通商口语为主。当时的唐话主要有福州话、漳州话和南京话，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南京话。唐通事学习唐话的教材除中国古代私塾经典教材《三字经》、《大学》、《论语》等之外，还有后来出现的冈岛冠山编撰的《唐话纂要》等书。冈岛冠山是出身在长崎的一位汉语教育家，曾经做过唐通事，后来辞职专事讲学，教授汉语。为教学的需要，冈岛冠山编撰了《唐话纂要》、《唐译便览》、《唐语便用》、《唐音雅俗语类》、《经学字海便览》等书籍。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词汇教学为主，渐次到句篇学习，这一点和中国现代语文教学字词句篇的顺序相吻合。这些唐话教材大都以二字话、三字话、四字话、六字话、七字话等为主，还有一部分是常言，也就是中国民间流传的反映人生哲理的谚语等。根据学者们对唐话教本的假名注音的考察，基本断定是反映当时南京官话的语音。这和当时与长崎往来的中国商人多为南方人有关，而且南京曾一度是明王朝的都城，南京话在南方商贸往来上通行较广。唐通事们学习的唐话教材还有各种抄本《闹里闹》、《养儿子》等，这一类的书多是有关伦理教育内容，如劝诫幼儿应当节俭，守孝道，不可荒废学业等。这些书籍到明治初期还被作为学习汉语官话的必备教材使用。 二、明治时期中日建交后的北京官话教科书使用情况 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为了和中国清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1871年两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从此打开了中日两国正常接触的道路。1876年，日本政府向北京派驻公使，到了北京，他们发现当时的官场上流行的是北京官话，而日本的中国语教育则是唐通事时代的南京官话。为了适应新的外交形势，日本国内开始了转向北京官话的学习。当初的北京官话学习，日本缺少现成的教材，只得采用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当时，日本还没有北京官话教科书，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是1867年出版的，那时候可以说，不仅在北京，即使在世界上，北京官话教科书除威妥玛的这本《语言自迩集》以外，再也没有了。”(六角恒广1984)威妥玛是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其编写的《语言自迩集》是一部在西方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北京官话口语教材，共出版了三版，其篇幅浩繁，价格昂贵。日本公使馆的见习翻译就雇人手抄《语言自迩集》来学习北京官话。因为日本学习汉语的历史悠久，而且中日在文字上也有很多相通之处，为了便于学习，日本国内出现了一批《语言自迩集》的删节本、改编本等。其中比较有名的有1880年4月兴亚会支那语学校编著的《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1880年7月庆应义塾出版部出版的《清语阶梯语言自迩集》，1880年9月福岛九成编撰的《参订汉语问答篇日语解》等。除此之外，广部精于1879年6月到1879年8月间先后出版了以《语言自迩集》为底本的《亚细亚言语集》七卷。“该书以适应日本人学习北京话为宗旨对《语言自迩集》进行了成功的编译和改造，并成为日本明治中期使用面最广且最具影响力的教科书。”(张卫东2000)其后又有《总译亚细亚言语集》的出版发行。当然，这些书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都是以《语言自迩集》为底本，内容上几乎没有改动，虽然应一时之急，但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日本的汉语学习者的文化背景和当时的欧洲学习者有很大的不同，编写一部适应日本人需要的北京官话教科书显得尤为必要和急迫。在这种背景下，《官话指南》的编辑出版成为日本汉语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官话指南》的作者以及内容编排 (一)《官话指南》的作者 据田边太一序所称，《官话指南》是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长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