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法学重要1998-2001牵引情况的统计与分析.docxVIP

中国主流法学重要1998-2001牵引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一、 “柠檬货”的选择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学术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繁荣的态势。然而,喜中有忧,繁荣的同时是法学市场中假冒伪劣产品的盛行。之所以如此,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律学人学术水平的评价缺乏明确而客观的标准,这使得相当多的法律学人不专心学术、学术之外手眼通天。由此而来的问题还远不止学术研究领域,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大学科研机制的运作。比如,学者们往往因标准含混而对大学教师的岗位聘任、职称晋级、课题申请等这些与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的问题抱怨颇多。 对于学术市场鱼目混珠的问题,部分尚可以期待市场本身的净化作用来解决。不过,市场与竞争的淘汰并非总是正向的,由于学术市场上关于产品质量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因此很容易出现逆向选择,“柠檬货”驱逐“优质品”。1因此,要保持法学市场的繁荣和提高法学产品的质量,就必须对这个市场加以规范,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形成“信号传递”(signaling)或者“信息甄别”(screening),2使高学术水平的法学学者和法学作品能够被清楚地标识出来。 随着“学术规范化”的讨论和改革的推进与深入,3学术文献的引证日益成熟和规范起来。4随之,与学术引证有关的数据库也出现了,尤其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CSSCI)5已经颇具规模。6文献引证的规范和数据库的完善为以新标准衡量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准备了技术条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应用CSSCI数据库研究学术现象,7并提出将引证作为学术评判标准的观点。 在法学领域,率先进行这方面研究的是苏力教授。他通过对CSSCI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运用引证评价的方法初步研究了中国法学界著名学者的影响以及法学引证的若干特点。8但因该文样本相对较小,并且所有结论在推广到“中国法学”层面时没有进行统计检验,因此其结论本身也就缺少“结论性”,有待进一步检验。9同时,引证评价方法的引入在某种意义上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制度移植。而任何一种移植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移苗本身,而且取决于所栽种的土地特点。因此,要研究我们最想知道的那些问题,诸如引证评价能否为衡量和评价学术影响乃至学术质量提供有效的标准以及提供的是什么标准,能否为发现影响学术研究的相关因素和辅助学术行政管理提供切实的帮助,首先必须研究当下中国法学引证本身的特点。 因此,尽管同样以“引证”为研究对象,本文不是对引证评价方法的介绍或例证,而是着眼于这一方法得以有效适用的前提;不是“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而是看“中国法学”的“著述引证”,即本文不是“引证分析”,而是“分析引证”。这决定了本文必定是一项“探索性研究”,必定更多的是在“描述”而不是“解释”和“预测”。但这不意味着不能提供原创性的、重要的和富于启发性的信息。本文所做的,首先就是让这些信息自己说话,借助统计数字,通过对法学领域及其子领域的引证情况进行简单的纵向描述和横向比较,让读者自己看到问题所在。 二、 对文本分析和变量选择 本文使用的引证数据,来自CSSCI从1998年至2001年四个数据库。10根据本文研究目的,我对原始数据做了处理,并加入了变量和相应数据。我最终确定290人作为研究案例。1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建立引证检索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学术市场设立标准,这就决定了CSSCI的选刊原则必然是选取“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学术刊物”,12决定了其只能涵盖一部分法学刊物。13即以CSSCI为数据基础的研究都必定是对一个更大总体的有偏抽样。因此我在题目中特别强调 “主流法学”和“以CSSCI为数据基础”,希望能反映出其导向性和结论适用范围,同时也表明我对引证之于主流法学的规范意义的关注。当然,词语不足以划定文中各个结论的疆界,更清楚的限制还有赖于在得出每个结论时的进一步界定。14 数据之外,对变量的选择,我也要稍作说明。“引证频次”是本文最重要的变量。而是否将“自引”计算在内是一个问题。15为此,本文把各年排除自引前的引证数字、排除自引后的引证数字和自引数字分开,分作三个变量,16以进行专门的研究。四年的“总引证频次”、总“自引”频次和总“总引”频次也分别列为了独立的变量。在考察引证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时,我使用的是排除自引后的数字。原因后文会有交代。变量二我称之为“引证群”:我将全部案例分为六个“引证群”:民商经济法(包括民商法和经济法,68个案例)、法学理论(包括法理学和法律史,57个案例)、刑法(52个案例)、诉讼法(包括民事和刑事诉讼法,41个案例)、国际法(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38个案例)和宪法行政法(34个案例)。下一个变量是“学术训练时代”。起初,我选择了统计学者年龄同引证频次的关系,但是由于属于“新三届”的那部分学者年龄差异很大,特别是一些学者虽然在文革前读过大学,但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