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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灵井许人遗址出土的古埃及化石 1 骨髓表面痕迹的研究进展 动物骨骼的表面特征是埋葬研究的重要分支。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将这一观察手段广泛应用于考古动物群研究之中;到了90年代中后期,骨骼表面痕迹的观察与应用更是被发挥到了一个极致——许多学者认为,骨骼表面痕迹的准确鉴定及合理统计是目前能够解决考古动物群中“等效现象”发生的主要手段。本文以近期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动物群为研究目标,系统观察并分析了该遗址2005—2006年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的表面人工改造痕迹,并试图探寻灵井动物群的形成原因以及古人类在动物化石聚集和改造过程中的相应作用。 2 动植物和木古生物群 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中叶。2005—200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与研究,在近300 m2的范围内出土人类头骨化石断块近20件、石制品近万件以及包括部分骨器在内的动物骨骼化石万余件。到目前为止,灵井许昌人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种类包括啮齿类2种,食肉类3种,长鼻类1种,奇蹄类4种,偶蹄类8种,共计18个属种。灵井动物群的埋藏学分析表明,原始牛(Bos primigenius)和普通马(Equus caballus)是该动物群中居于绝对数量优势的两个属种。 李占扬等人根据生物地层学的原则判断,这一动物群的时代应与许家窑动物群时代较为接近,为晚更新世早期,其绝对年龄约在100 ka左右。周力平等人完成的初步光释光测年结果表明,埋藏古人类头骨化石层位的时代应该在80—100 ka之内,甚至可能稍大于10万年(详细成果将另文发表).在中国旧石器文化演化序列中,这一时期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向晚期的过渡阶段。本文基于该动物群中骨骼保存状况相对良好的1739件骨骼标本,完成了对其表面人工改造痕迹的观察、鉴定与统计分析。 2.1 人工切割痕的区分标准 早在19世纪中叶,考古遗址中的骨骼表面痕迹(如切割痕等)就已引起了西方考古学界的注意。但在当时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发现的考古学价值并未在考古学研究中得到体现。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Potts及Bun等学者在奥尔杜威峡谷的研究为发端,切割痕对于早期考古动物群研究的重要价值开始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凸现。此后,Blumenschine等学者相继开展的实验研究与现代生态研究更是令人信服地诠释了这一手段在考古动物群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广阔应用前景。 在切割痕的鉴别标准方面,目前埋藏学界已有较为明确的界定,比如相对深而窄的“V”形截面、切割痕内部的与其延伸方向一致的平行“细纹”(microstriations)、切割痕首、末两端的“肩状结构”(Shoulder effects)与“倒刺”(barbs)以及切割痕内部的“发散”特征(Splitting)等[10—11]。但是,对于考古标本而言,诸如此类的鉴定特征往往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切割痕”之内。更为重要的是,上述的大部分鉴定“特征”并非仅见于考古标本之上。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发现,四足动物的践踏作用完全能够在动物骨骼的表面形成一些与人工切割痕特点极为类似的骨骼表面改造痕迹(比如:痕迹内部平行“细纹”等的出现等,甚至于在痕迹的首、末两端有时也会出现特征性的“肩状”与“倒刺”等结构)。Olsen等学者曾经提出了用以区别人工切割痕与自然践踏痕的一些参考性特征[12—13]。然而,在实际的考古实践中,这些方法大都仅仅适用于动物群层次的观察与统计;对于某些独立的改造痕迹而言,目前似乎依然没有足够可靠的办法能够将这两者截然开来;甚至是在显微镜下或扫描电镜下观察时,我们往往也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更多情况下,对于切割痕的判定需要采取一种“组合式”的鉴别方案,亦即需要借助于切割痕自身特征之外的其他一些观察属性比如:切割痕分布的位置、频度、相互关系、“切割痕”位置处的骨骼特征(如凹凸性)等,甚至骨骼周边堆积物的粒度特征亦可作为重要的参考性依据。 在灵井动物群的埋藏学研究中,我们同样发现四足动物的践踏作用是该动物群埋藏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其表现方式大多为呈平行状排列的多组细小条痕以及明亮的光泽,偶尔也会出现孤立或零散的较大条痕。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其组合方式与真正的人工切割痕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比如,在切割痕中,当它们成组出现时,一般相互之间的距离较大,并且很少出现数十个以上痕迹同时出现的现象;对于踩踏作用形成的痕迹而言,则是密度相对要大的多,相互间距也明显要小。另外,切割痕一般较为深而窄,踩踏痕则相对要在截面上显得浅了许多;切割痕往往可能出现于骨骼的凹陷部位,对于踩踏痕来说,这样的现象几乎是很少发现的。此外,Johnson在研究北美的一个考古遗址时提出了这样的区分准则,即:人工切割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