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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芝诗歌中的象征主义解读 象征主义是19世纪初欧洲的一种流行的文艺思想。它起源于法国。后来流传到了德国、英国等国家。王尔德把它引进了英国。在英国文学中,象征主义经过意象主义阶段以后发展为现代派诗歌运动,代表人物有诗人威廉·叶芝和托·斯·爱略特。象征主义流派认为,现实世界是不可靠的,艺术家的追求不在现实世界,而应在远离现实的另外一种更真实的世界。而艺术地表达出这个永恒的世界便是作家的最高任务。象征手法能帮助作家完成这一任务:巧妙地在作品的语言、结构及其组合中,暗示出自己要表达的思想并赋予作品隽永的意蕴。这样,象征主义把无限的意念赋予有限的形式之中,使全部作品充满着对有限的超越,对无限的神往。 爱尔兰著名的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是作为后期象征主义大师的身份而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者和代表作家的,其象征主义诗歌在早期、中期和后期的各个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诗歌风格,也反映了其思想和人生观的变化,尤其是其贵族之梦更是昭然若揭。尽管叶芝本人并非出身高贵,但他却一贯自视甚高,有着明显的贵族倾向。叶芝的诗歌不十分难读,他的语言优美流畅,平易规范;但也不容易读得懂,更难读得全懂。这不但是因为诗人嬗变的诗风,而且是因为诗人深邃的思想感情和经历,更是因为其诗歌中的象征主义的应用,赋予了其诗歌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特色。从早期充满着梦幻朦胧色彩的《茵纳斯弗利岛》,到日愈冷峻超然的《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到最后深邃晦涩的《驶向拜占庭》,每一次的蜕变,都包含着一个艰难的思想历程,昭示着一次思想的升华。作为一个始终以其身和心写作的诗人,每一次的蜕变都昭示着其贵族之梦的发展历程。 诗人叶芝在不同时期所形成的不同形态的贵族之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出现在19世纪后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衍生出来的,而后成为20世纪最有活力和广阔视野的“理论流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卢卡奇、布莱希特等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但他们都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文艺作为意识形态受制于并反作用于意识形态,又与意识形态各部门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从叶芝的象征主义在其诗歌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体现入手,透过文学文本的表面揭示出作品的内在形式与社会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 寻求贵族之梦 在诗人早期的诗作里,总是隐隐中透着一丝哀伤、悲婉,这恰恰体现了他对当时所处社会的不满与对另一种社会的憧憬。这个时期的诗作除了情诗外,还有描写基于民间传说的瑰丽如梦呓般的仙境的诗歌,比如《茵纳斯弗利岛》,此诗描绘的是一个人间天堂,而不是一个缥缈的仙境,茵纳斯弗利岛是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小岛,诗人曾梦见他要到这个岛去。“茵纳斯”英文的含义是“内在”,“弗利”的含义是“自由”。早晨的薄雾,午夜的闪光,正午的紫光,还能听到“蟋蟀歌唱”,看到“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一幅多么令人赏心悦目的图景啊!然而,诗人的理想主义——贵族主义在这时只不过是梦幻的,是朦胧的,是不太确切的。当他在心灵深处“听见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燃烧着“就要动身走了”的强烈欲望时,他清醒的意识到他是站在伦敦的人行横道上,身处繁华的伦敦闹市,一心向往的是传说中的茵纳斯弗利岛,梦想与现实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诗人失意之感难免油然而生。 在此诗中诗人叶芝表明了他厌恶商业文明带来的不协调,希望远离现实世界去岛上寻求他的自然理想生活——朦胧的贵族生活。叶芝早期主张建立一个“完美的”“贵族”“社田”,独立于当代社会,但又与之共存。他认为,现代社会重新回到“文化统一”并不“完全没有希望”。文艺复兴至少可以在一个小范围内实现。这少数人应当领导当代文化的重要机构,这样以来,就能直接或间接地把自己的准则强加于受控制的社会,以“制约大伙人出自本能的冲动”。 但是,此时叶芝的贵族之梦只是一个雏形,还未在他心中形成一个清晰明朗的轮廓,其寻求贵族之梦的欲望也不是很强烈。故当他意识到自己仍然身处繁华的街市时只是失意之感油然而生,仅此而已! 二、 对贵族文化的崇拜和所崇拜 1919年叶芝发表诗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标志着其中期象征主义的开始,早期诗歌中的朦胧哀怨的色调已逐渐褪去,此时的叶芝,已不是那个充满着缠绵的爱意和童话般的幻想的青年了,故其诗歌风格也随之改变。他对以前诗歌中那种“非人化的美”感到很不满意,对那种梦幻般喃喃自语的修辞感到厌倦了,他要用一种比以往简洁平和的风格写作,将“普通,动情,体现人生”的东西带进他的诗篇,从而“进入我的力量”使 “词语听从了我的召唤”。这个阶段叶芝的诗风日趋硬朗,与此同时,他的贵族之梦也逐渐形成。而且其寻梦欲望之强烈借助“天鹅”与“猎鹰”的对比象征意象表达得淋漓尽致。 说到这种变化,不得不提及戈雷格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