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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贵州土地开发的土地与耕地 为了反映该地区土地开发程度的高低，最直接、最全面的指标是耕地的消长和恢复指数。但因清代贵州县志修纂少而省志对土地和耕地的登记又只是一些零星的不连贯的数字,单凭这些是难以看出清代贵州土地开发趋势的详细过程的。这样藉助于对贵州行政单位设置的先后,数量的多寡等史料的分析,也不失为间接反映贵州地区土地开发过程的有效手段。然后再将上述两项指标加以综合便可以从中较为全面地看出清代土地开发的梗概。 贵州在明代正式成为省一级行政区划。到清代,今贵州省的疆域和四边界线都已基本确定,远较明代更为完整。至清末已设有十二府,一直隶州,三直隶厅;其下再领十三州、三十三县、十一厅、一卫。内部州县数目的增加,府县的升格,反映了清代贵州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上升,到清末宣统元年,全省新建县十五个,新建府(厅)四个,这还不包括从外省划入贵州的府县,是本省历史上建县最多的时期。这些新置州县主要分布在贵州的中部和西部,这里“山箐阻深,岩洞深邃。”古代与外地交往不便,是贵州最为闭塞的地区,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处于相对落后阶段。清代在这里广建府县,除了政治原因外,与这里土地辽阔,人口滋长,内外贸易逐渐兴旺,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一地区的管理有很大关系。兴义府“地居滇省冲途,右挹水西,左联粤壤,四通八达,江广川楚客民源源而至者,日盛月增”。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垦,棉纺织业也因此而告兴隆,“路既通商,滇民以花易布者源源而来,今则机杼遍野。” 当然反映本省土地开发的主要标志是耕地的增长量。清代贵州耕地增长速度之快是空前的,这从表1可以得到明显反映,清代继承了明代屯田制度,仅康熙年间,贵州就在古州、八寨、台拱、丹江、清江等五厅设九卫,百二十堡,屯军八千九百三十余户。黔省“田土荒芜,当亟开垦,将有主荒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该州县给以印票,永为己业。”特别是到了乾隆时,垦荒政策更为放宽,“凡山头地角,零星地土及山石扰杂,工多获少,或依山傍岭,虽成丘段,而土浅力薄,须间年休息者;悉听夷民垦种,永免升科。”若能垦水田一亩以上者,“六年起科。”无水可引,垦为旱田土地二亩以上者,“十年起科,”这就为招徕垦荒农民,并不致使其重新逃亡创造了条件,对于扩大耕地面积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现根据《大清会典》将清代前期贵州垦田面积的增长情况列如表2,可见贵州通过垦田,扩大耕地的势头是很好的。 清代垦荒浪潮在顺治十八年就已肇始其端绪。因为顺治十八年清军消灭了云南的南明政权,标志着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已基本结束,清朝政治局面得到基本控制。这对于推行垦荒不仅十分有利,而且从此才变得可行。所以虽然顺治二年贵州道监察御史刘明偀上奏顺治皇帝提出要使“农事兴而贡赋裕,”除“率民力作,”建立对各级官吏实行垦田考核。到顺治六年世祖才正式提出“各州县以招民劝垦之多寡为优劣。”但真正形成贵州土地开发高潮是在顺治十八年,当时清军初定云南,时局稳定,所以户部在议复云贵总督赵廷臣的条秦中重申滇黔两省凡有主荒地,便令本主开垦,无主荒地招民垦种,尤其是康熙元年,清政府更诏令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为始,五年垦完。”六年秋便遣官严查,“各省垦过地亩,如荒芜尚多,督抚以下,分别议处。”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劝令垦荒”的重点是刚刚结束战争的苗疆地区。在起科年限上,除严申三年规定外,康熙四年甚至提议该省开荒“不立年限,尽民力次第开垦,酌量起科。”而当时全国其他地区却根本不能享受三年以后起科之恩惠。即使邻省四川也并不遵行起科年限,垦民刚来报垦,“遂有索其丁赋者。”以致贵州自顺治十八年平定三藩叛乱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这就使得清初贵州到处是流民荒地的现象有了很大的缓解。康熙以后全国全面的开垦工作已基本结束,即使有,也只是封建统治者为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的一种手段。然而在贵州却不相同,康熙以后,尤其是雍、乾之朝,贵州政府仍然奋力鼓励开垦荒地。雍正四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改土归流,雍正立即表示支持,并提升鄂尔泰为云、贵、桂三省总督,全权处理改土归流事宜,这样原来被土司占有的广大土地,大部分被官府没收,或赐给官吏,或归还农民,尤其是兴义诸地,革除土司后,可以任民自由占用,而原来沦为土司家奴的,也因此而变成自由民,贵州水西土司安氏的一千户家奴就是这样获得自由的。同时清政府又鼓励这些自由民开荒屯田,规定新辟土地照雍正元年例,水田六年起科,旱地十年起科。地多人少的地方或令士兵开垦,或招募内地农民移居。平越、安顺一带“垦辟旱菜,焚烈山林,久荒之地,亩收数倍。”至于军屯在乾隆能迅速发展,与苗民的反抗直接联系。乾隆元年张广泗平定苗乱,“奏请将内地新疆逆苗绝户田产,酌量安插汉民领种。”但乾隆考虑到民屯苗地,会招致苗民“聚众拼命为变,残余虏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