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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雍正时期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 在雍正时期（1723-1735），共13年，有417艘唐船在日本长崎港之间进行了贸易，年平均32艘。这是一组承上启下的数字。即雍正朝平均赴日唐船数既少于开海禁时期, 却又超出以后历朝赴日的唐船数, 因而是整个清前期中日海上贸易实行“信牌制度”后的一个典型过渡时期。这期间中日海上贸易由于其开展的特殊环境和背景, 呈现出独有的特点。 一、 从铜、银、丝等方面的输出 雍正年间, 中国商船赴日采购的商品主要是铜。从雍正元年 (1723年) 的到雍正十三年 (1735年) , 中国船自日本输出的铜累计, 年平均达2826231斤。然而伴随着日本铜产量的减少, 清政府的办铜船常常完不成采办指标。当铜不够供应贸易需要的时候, 日本便以“俵物”(1)、诸色来抵补。“俵物”以外的各色物品中, 以黄铜器皿、镀金器皿、描金器皿、伊万里陶瓷等的输出为多。但是“客商止于铜斤得获利息, 其余之货具系抬算高价, 原无所趁。”而铜的利润很高, 中国货物“大抵内地价一, 至倭可易五;及回货, 则又以一得二。故铜商之豪富, 甲于南中;与粤中之洋商, 淮之盐商相埒。”为了取得铜斤, 当时的商船主们争赴长崎。除铜之外, 唐船从日本输出的另一大宗商品便是银。 中国商船运往日本长崎的主要商品是生丝和丝织品。雍正年间日本对中国生丝的需求量仍呈现递增趋势。雍正六年 (1728年) 为8549斤, 雍正十年 (1732年) 为23500斤。 药材和砂糖也是输出较多的商品。日本纺织品所需的染料, 如苏木等, 食品的胡椒等, 以及鹿皮、纸张等, 通过唐船的转口贸易也有输出。 另外, 清代大批中国文化典籍也作为商品进入日本市场。如表1: 由上表可知, 书籍也是中日海上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中雍正元年到五年 (1723-1727年) 输出的新书数量较多。 二、 中国欧盟贸易中心 赴日贸易商人在经营中日贸易的过程中, 要经常往来于贸易品的生产地。当时最主要的贸易品中心有宁波、上海、乍浦三个。 1、 中外各地的对外贸易 宁波地处浙东门户, 附近的港口列岛, 多可供船只寄碇, 加上内河航道畅通, 经济腹地广阔, 故而成为有名的对外贸易港。中外各地的土特产通过密集的水网运到宁波集散, 且内地与海岸、本国与南洋诸国、长崎商品也运到此地进行中转。海外贸易商人在此采购商品, 货样品种齐全, 价格便宜, 出入内河外海又颇为便利, 因而吸引了众多的商舶时常寄港于此。 2、 发展中心地 上海以通日本为最近, 而且接近棉丝纺织品产地, 拥有广阔的商业经济腹地, 因而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外百货聚集、客商购销商品的中心地。赴日贸易商人在上海因为组织货源、推销商品便利, 故除了在此收购各地土特产、南洋商品贩售长崎外, 有的则于贸易回还时, 不返航原起航地, 而是直接在上海销售日货, 收购适销日本的货后又驶往长崎。 3、 地理位置优势 乍浦, 位于杭嘉平原的东端, 水路距平湖县城约27里, 嘉兴府城80里, 且刚好介于苏州、上海、杭州、宁波、湖州等商业都市的中央位置, 有运河直通苏、杭、湖州, 海路与宁波、上海联络也很方便。正是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 使得附近的很多物资和海外的舶来品及闽粤的商品, 都在此起货转运各地。当时各地起航的很多赴日商船, 在乍浦采购物资后驶往长崎。 三、 中日航道竞争区特别是日港澳地区 赴日商船的出发港, 大体上可分为两大区域。其中一大区域是南京 (江苏省) , 普陀山、宁波 (浙江省) , 厦门、台湾、福州 (福建省) , 广东、海南 (广东省) 等地, 即所谓的濒海四省;另一区域是东京、广南、占城、柬埔寨、暹罗、咬留吧等地, 即东南亚各地。绝大多数赴日商船, 都是沿着中国南海和东海海岸驶至普陀山, 候风起航。也有少数船只是由上海、宁波、乍浦、广东等港直驶长崎的。 当时的航海技术已进步到如此程度, 即一年十二个月都有船只行驶在中日航线上, 而无需等候季节性的信风。在一般情况下, 顺风需要五至十日左右。从当时起航的主要港口来看, 普陀山, 航行时间五日至十四日;南京 (上海) , 航行时间六日至二十日;宁波, 航行时间八日至十四日;厦门, 航行时间五日至十五日……正是由于航海技术的进步, 这一时期除了一些没有留下记录的海上殉难者, 整个航行都是较为顺利的。 四、 中日之间的贸易摩擦 清代中日海上贸易, 是以中国商船主动赴日贸易, 日方禁止本国商船赴海外贸易, 仅允许中国、荷兰商船赴长崎进行贸易活动为基本特征的。具体到雍正朝的中日海上贸易, 它又有自身的特色。 1、 闽粤船三港的运行 清初实行海禁之时, 中国商船的赴日贸易为郑氏海上势力所垄断, 而福建又是郑氏的活动基地。因而赴日商船从福建各口岸起航的为多。但随着贸易形势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