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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初步考察 农业是经济的基础。要理解现代农业生产，不仅对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对当前经济改革的政策和农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解放以来,不少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但因史料的局限和方法上的出入,结论纷歧,远未达成一致意见。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的主流意见是,清代前期中国农业生产达到了高峰,而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于是出现了停滞和衰退的趋势。近些年来,有一些专家对衰退论提出异议,并提供一系列综括数据,证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包括总产、单产甚至人均产量,有所增长,尽管速度比较缓慢。这些新论给人一种新鲜感,但所依据的材料往往不太可靠,而且口径和内涵不一致,未必具有可比性。出于估计的估计难免令人不敢置信。从人口持续增长和耕地面积扩大这个确凿的事实来看,近代农业总产量有所增长的结论也许是可信的。而在人口对土地的相对压力明显增长的前提下,人均产量增加的论断就难以令人相信了。最难确定的是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动趋向。这是特别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我在整理现存徽州地主帐册时,曾发现这个古老农业区的农田亩产“就其趋势而言,在清代前期并未曾出现什么‘显著的提高’,也许相反,或多或少有所下降”①1。大体说来,从乾隆中后期起,即已出现下降迹象。②2到了近代,这种下降趋势更为明显。尽管“各时期的例证在时间上不相联贯,但由此不难看出这一带农田产量下降的总趋势。无论如何,没有出现任何增长的势头”③3。这里试图对东北地区,这个晚近新垦辟的农业区,考察一下同一问题。幸好这里有较多的实证材料,可作考察依据。 伪满洲国在30年代中期,曾对东北各地主要农产物每垧产量作过抽样调查。这项调查包括高粱、大豆、玉米和粟(谷子)四种作物,遍及4省16县④441个屯子(村庄)。调查表详细记录了各屯垦殖年数以及从初垦时到调查时产量的变化。现按开垦先后次序,对各屯材料重新排列如后(见本文附录)。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材料。这份调查统计表明,各屯各种农产物从开垦伊始到30年代中叶每垧产量普遍下降。试看下页简表。 高粱、大豆、玉米和粟(谷子),这四种农产物共占耕地面积的75—80%,农产总量的80—85%①5,其单产动向可以代表一般。分别言之,高粱,按39屯平均,30年代中期每垧产量比初垦时下降41%;大豆,按34屯平均,下降32%;玉米,按26屯平均,下降35%;粟,按32屯平均,下降40%。除个别屯子个别农产物能保持原有水平,即减少率为0外,大都出现明显的下降,概言之,低落30—40%。如按垦殖时间的长短分别来看,则下降幅度同垦殖年数并不成正比。就高粱、大豆、玉米而言,垦殖年数为25—35年者,下降幅度比37—42年者,甚至比100—150年者都大。37—42年者和50—60年者,下降幅度亦都比100—150年者大。就粟言,25—35年者下降幅度大于37—42年者,50—60年者下降幅度比100—150年者和200—250年者都大。看来,农产下降幅度同垦殖年数即开垦先后并无密切联系。一则因为这并不是普查结果,抽样难免有偏差。再者因为决定农田生产率的因素,除垦殖时间外,还有农民千差万别的投入能力和经营水平。只要经营得当,就有可能防止地力枯竭,提高产量。否则,一切古老农业区岂不迟早都要报废了?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现在产量”的“现在”乃是日伪统治时期,很可能是残酷统治造成的一时性的产量急剧下降,未必是长期逐步低落的结果。因此,还需要参考其他佐证。 民国初年已有人指出东三省农田减产的事实。“试观东省现行耕种之法,墨守旧习,粗疏已甚,适足使土中腐植质之给源日损,且其艺植之术,习尚频仍,几与连种谷用农植物等。例如奉天历经种植之区,渐成瘠薄,高梁、蚕豆之产量,日见减少,足证其地力耗竭,徒使土中腐植质之缺乏矣”②6。 有人曾就黑龙江流域五常、呼兰等九县1909—10年至1915—16年六年间主要农产物每垧产量的增减作过比较。③7现换算为升(+)降(-)百分率如下: 其中仅五常、扶余两县主要农产物多半有不同程度的增产,但五常黄豆却减少了三分之一。余七县各种农产大都呈现一片下降态势,至多仅能保持原有水平,只有双城高粱和绥化黄豆例外。可见农田生产率低落的趋势并非迟至二三十年代才出现。 又据满铁调查课调查资料及伪满农产物收获量调查联合会与伪兴农部发表的资料,1924—1944年间东北农业总产和单产指数如次(见下页表1、2):④8 由二表可以看出,从1924年至1944年20年间耕地面积扩大了86%,而总产量仅增长20%,因此单位面积产量反而下降了35%。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的7年间,单产指数已经由100降至75,1935—36年间继续降至70。尽管日伪曾经采取种种增产措施,但在竭泽而渔的搜刮政策支配下,毕竟无法扭转农田生产率下降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