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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乾年间黔东南苗族义 苗族是中国的一个悠久而人口众多的兄弟民族。主要分布在贵州。苗族富有斗争精神,明代就有“十年九反”之说,清代又发生过三次大起义:雍乾年间黔东南苗族起义;乾嘉年间湘西和松桃的苗族人民起义;咸同年间以黔东南为中心的苗族人民起义。对于雍乾年间黔东南苗族起义,本文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 反压迫,反剥削,排抚并战“警” 清代雍正年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大规模改土归流,从总的说来,它对于巩固祖国的统一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其作用的。但是,由于清朝在部分地区实行反动的屠杀政策,从而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给少数民族带来了深重災难。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所以,对每个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的评价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切忌一般化、公式化的研究方法。黔东南苗族地区,明代曾设置过一些土司,有的地区,例如八寨(今丹寨县)在明代设有天霸土司。由于土司贫婪,清康熙年间,苗族人民将土司击毙,并把土司势力逐出八寨境,之后,流土均不敢复入。雍正年间,黔东南苗族地区一部分有土司,一部分没有土司,文献上称“有土司管辖者为熟苗,没有土司管辖者为生苗”。这就是说有“生苗和熟苗”地区之分。由于这个地区的土司的任务就是“管束苗民”,实际上是帮助清朝统治苗族人民,所以雍正年间,清朝并没有改掉这个地区土司的意思。云贵总督鄂尔泰说过:有些苗区既无土司管束,又无流官统治,以致苗民常常“闹事”,要制服苗民,必须设官;古州苗区“田土肥饶,民多殷实,……其间桐油、白腊、棉花并毛竹、桅木等项出产甚多”,如能设官,可获大利。从此可以看出,清朝主要是想在黔东南所谓“生苗”地区设置流官,以便在政治上直接统治这个地区的苗族人民,在经济上直接掠夺这些地区的苗族人民。雍正五年三月(1727年),镇远知府方显上平苗事宜于鄂尔泰,认为“先抚后剿,剿平之后,仍归于抚”。雍正六年二月(1728年),方显“招抚”清江北岸各苗寨,“诸苗就抚者十六寨,乃令各寨头人订期会集宰款合榔”。后又赴“挨磨、者磨等寨,就抚者八寨,合榔如梁上”。后又“料理九般事宜,羊翁、世盖等四十余寨先后就抚”。(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19)上述事实说明,只要不采取镇压的办法,所谓“招抚”设官,苗族人民是拥护的。(举此例子,并不说明方显就不搞镇压,只是说明苗族人民并不反对设官。)但是鄂尔泰、张广泗以及祖秉圭之流,认为“苗本豺狼,难责以人道,此事(指招抚)断不可行,亦不必行事”。鄂尔泰认为:“非大用兵不可”。所以,一场有预谋的对苗族人民的大屠杀,已是“势在必行了”。雍正六年(1728年),云贵总督鄂尔泰“调张广泗赴滇,授以剿抚机宜”。实际上是杀气腾腾的征剿。张广泗秉承鄂尔泰的意旨,突然率领大批清军开赴八寨,并声称:“非大创八寨,使其弥耳帖尾”。对黔东南苗族的一场血腥屠杀就这样开始了。苗族人民就只有拿起武器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反镇压,反屠杀,反对民族压迫,就是爆发这次反抗斗争的主要原因。当然;在后一阶段,清军残酷镇压苗族后,设官、设营汛,驻扎大批清军,层出不穷地压迫和剥削,也是激起苗族人民起来反抗的原因。《咸同贵州军事史》在追述这次反抗的原因时归纳为“征收官吏压迫”。贵州布政使奏:“苗疆有事,多由于兵役之扰累,出入苗寨,擅动苗夫,需索供应,该管文武冈识防微杜渐,苗人吞声饮恨,遂逞邪谋”。(清《世宗实录》卷144)上述记载,也看到了问题的本质。 (二) 张广认识了清初期的少数民族关系 这次反抗斗争,多数人都只注意雍正十三年(1735)包利等人领导的全面反击战争。这只看到了起义的高潮,而把它的开始阶段忽略了。实际上雍正六年(1728),张广泗率清军开赴八寨屠杀苗族人民,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已经开始了。这次反抗斗争从雍正六年(1728年),到乾隆元年(1736年),历时八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末至清代年,苗民的反斗争 雍正六年五月十六日,张广泗由贵阳率清军赴都匀,六月初九日,同“都匀协参将赵文英等营于八寨隘口”。大批清军突然压境,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毫无准备的苗族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采用“瀰漫山谷,击之则四窜林莽,少顷复聚”的游击战术反击清军。当八寨苗民遭受屠杀之际,丹江(今雷山县)苗民“蜂拥而至”,协同抗击清军,而清军则烧杀掳抢无所不为,先后焚燬杨非、杨排、杨尧、杨条、杨列、者良等数十寨,直到十月,才将八寨苗民镇压下去。随后,清军又在丹江(今雷山县)历时半年,清江(今剑河县)历时五月,屠杀苗民。最后在古州(今榕江),清军才遇更加长时间的、激烈有力的反抗斗争。因为这里的苗族人民曾从吴三桂、马宝手中获得大炮、火铳、盔甲等器械,又有“内地作奸犯科之徒教以施放之法,并为购铁,增器械,制火药”。因此,从雍正八年(1730年)一月到雍正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