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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中成长的伊夫博纳富瓦 “很少的会议很难召开。”这句中国古诗揭示了朋友们在山川中相希望、期待并希望见面的感受。这也是我在会见易夫博纳富瓦时的基本感情。我和伊夫·博纳富瓦结识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迅联系,他的热情、谦虚,以及一位艺术家和诗人的风度与气质时时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所以这次趁去法国领取文学翻译奖的机会,我去拜访了他,他给我留下的诚朴的真挚情感使我久久地难以忘怀,我深信也将永远难以忘怀。 人,以及万物的特殊性及个性,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并通过这些价值而著称于世;但他们又以某种普遍性或者共性而成为被人们认识和发现的入口及出发点。因此,当我们开始认识一个人或某一事物时,我们总通过将其与我们所熟悉的人或事物进行比较来认识并将这种认识加以深化的。我结识伊夫·博纳富瓦也正是通过在他和瓦雷里的比较中来认识他的。 很早以前,我只是在法国的现、当代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以及现、当代的文学家字典中看到过他的名字,也读过一些片断性的关于他的评价文字,但这些并没有特别引起我对他的关注。然而当我读到他的几部诗集之后,他的诗中所展现的朦胧而幽深的精神宇宙,他的诗的语言的典雅与细腻,以及他在自己的诗学中通过从绘画、建筑、宗教、哲学以及语言学诸方面所吸取的营养而构筑起的新的宏伟大厦立刻吸引了我,使我对他的诗集爱不释手,于是我相信了,有的文学史书上将他的第一部诗集《杜弗的动与静》的问世称做“瓦雷里《年轻命运女神》的复活”并不是什么谄媚之词。 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一位作家或诗人的重要作用并不仅仅在于他在现世所享有的声誉如何,更重要的是他究竟给本民族的文学及文化带来了什么,以及他通过自己的创作活动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学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创作上有什么新开拓,而这两个方面正是一位作家能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与历史性的淘汰的最根本的原因。正如植物界一样,只有经过寒来暑往和雨雪风霜的严格洗礼以后,那高耸于大自然之中的独立支撑的大树才能真正成为栋梁。而那些向两旁偏颇的小草只能成为浮游于岁华之间的过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在这不太暂短的时间里,法国诗坛乃至文坛时常在发生着剧烈的动荡与变化。战前成长起来的诗人已相继逝世,战后崛起的一代诗人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真正经得起历史推敲的诗人也已所剩无几了,而在这不算太长的历史阶段中,伊夫·博纳富瓦却以其丰富的创作和坚韧的求索精神赢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和不可替代的地位,至今为止他的作品连连获奖(据我所知他已获过四次奖:新潮奖(1959),蒙田奖(1978),法兰西学士院诗歌大奖(1981),法国文人协会诗歌大奖(19870))并被翻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字(英、美、德、意大利、希腊、日本、丹麦、南斯拉夫、波兰、西班牙等,在中文方面除了我前几年陆续在杂志上发表他的译诗三十余首而外,加利福尼亚大学华人教授叶维廉先生也用中文译过他的几首诗),他先后在欧美诸国的大学讲学,并于1982年被聘为法国高等学府法兰西书院的教授,专门讲授诗歌理论和比较诗学至今。无论是在诗歌创作上还是在诗歌理论上,伊夫·博纳富瓦显然是一位不容等闲视之的诗人和理论家。由于在我去法之前,他已将他的全部著作和在法兰西书院的授课讲稿,以及1983年在法国赛利西国际文化中心关于他的专题国际讨论会的论文集都分别寄给了我,我也陆续在国内写过几篇介绍他的诗学及诗歌艺术的论文,因此,我对他的基本理论特征及追求还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出于我作为一位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本能及应具有的目光,我十分清楚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是通过对西方象征主义或超现实主义以来的美学的继续与发展而创造出自己的独特的理论,使他成为一位在西方有一定影响的诗人和理论家。特别是,在我去法国之前和旅法的一段时间的,我将他的主要诗歌及理论作品进行了翻译,这些翻译当时已初具规模,因此,对他的全部诗学无论是从纵的方向还是从横的方向均可以说是有所把握的。所以我这次对他的拜访除了重叙友情之外,在理论的探讨上并无更多的实质性的内容可谈。但我又深知,那些已经面世的和正在构思中的许多伟大著作的真谛往往是在谈话的只言片语中孕育着的,或者某些谈话中的只言片语往往是打开某些著作奥秘大门的最得力的钥匙。因此,我所怀的兴趣是一方面想通过诗人自己之口来使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某些问题得到印证,或者能使我尚在朦胧中的某些意念通过谈话而受到启悟。 我们的会晤是在法兰西书院的主楼的三层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法兰西书院是文艺复兴时期在那伐尔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及其妹妹那伐尔公主的倡议下同素尔邦大学先后建成的。现在这两座法国的高等学府还在双峰并峙地耸立在巴黎的学府大街上。这座高等学府算来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它的楼面在数世纪的风雨剥蚀下历尽沧桑之后,已变得十分古朴和苍老了,它的楼面巨大的砖石上结满了霉苔,与新型的建筑比如蓬皮杜中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