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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化视域下青少年亚文化的困境与突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青少年犯罪呈现出下降、矫正和犯罪率的新特点。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青少年亚文化的影响是其中一个易被人们忽视的深层次的原因,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初步地分析和探讨。 一、 从个体到群体 “人格”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概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通俗地说,人格就是做人的规格,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社会特质”。健康人格是指人格构成要素的气质、能力、性格和道德、理想、信念、价值观等各方面的平衡发展。青少年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从“局外人”变成社会的合格成员,必须了解、明确特定社会对个体的要求,具备达到这些要求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习得的过程。青少年亚文化作为一种青少年亚群体所特有的文化形态,对青少年犯罪人格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作用。青少年亚文化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模式和其他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的总和与概括。青少年亚文化作为主文化外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的文化系统,它在受到主文化的引导和辐射时,一般不与主文化形成绝对的抵触和对抗,它还有可能影响主文化,成为主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今中国已改变了过去文化一元的状况而走向多元文化的融通,进而改变着人们的认识系统和价值建构方式,打破了彼此孤立的社会文化状态和封闭的文化体系,将人们置于多元的文化体系中。这一方面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一方面又削弱了对现存社会秩序起维护、支持作用的主文化的功能。从理论上说,青少年亚文化被主文化同化的可能性较大,但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大众传媒中包含的带暗示性的犯罪信息,使青少年亚文化的异质性得到了加强,这就增加了青少年社会化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 陈刚(1980—),男,江苏警官学院管理系警察管理专业99级学生。研究方向:警察管理。 我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竞争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在青少年的精神上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明显呈现出“下移”的趋势。当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压力变得很大时,青少年为了获得一种代偿性的成功和安慰,往往以退缩、冷淡、超现实的想象等方式应付挫折,他们中的一些个体便会聚合为小的伙伴群体。这种群体规模小,包含着面对面的伙伴关系,允许个体展示其全部的感情和真实的自我,自由地进行娱乐和消遣活动,发泄自己的情绪和生理能量。小群体摆脱了社会中那些权威的约束,作为“避难所”为青少年个体提供安慰、支持和承认。在群体中,青少年亚文化中的一些负面成分恶性膨胀,“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蜕变为一种特殊的反文化——青少年越轨亚文化。这种越轨亚文化对置身于其中的青少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社会化过程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群体化的犯罪人格。犯罪人格表现为:信仰迷失、道德低下、行为乖张,易与社会发生冲突;消极颓废、刻薄残忍,对他人冷酷无情;极端自私、毫无诚信,无社会责任感;盲目从众、激惹性强,不具备理智思维能力。人是文化动物,这一命题包含着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人创造了文化又受制于文化。这种群体化的犯罪人格虽然是由个体的人格融合而成的,但是一旦形成之后又具有稳定性和很强的排他性,它要求个体放弃独立人格而服从群体的犯罪人格,这样即使某个青少年有迷途知返的意愿和要求,也不得不受到群体人格的压制与扼杀。青少年违法犯罪是其犯罪人格的外显,应当说,他们在违法犯罪过程中也遵从一种文化规范,即遵从青少年越轨亚文化。一些青少年犯罪后,尽管对犯罪过程可以供认不讳,却意识不到自己犯了罪,有的甚至杀了人还不知道要偿命。这种情况,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 此外,其他一些社会阶层的因素,如家庭贫困、失学失业、处境困难等也容易使处于逆境中的青少年形成犯罪人格。美国学者科恩等人认为,下层社会的青少年渴望达到中上层社会的生活目标,但是由于自身种种条件的限制,使得他们在学校或社会竞争中经常遭到失败或挫折,但是又无法忍受或妥善处理这些挫折,因而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普通社会的价值观念,以此来克服社会适应中的失败与挫折,因而认为他们不属于正常的社会。于是,这些青少年自动结合起来,形成亚文化群,共同用反社会的行为来应付社会适应中产生的问题,这样的亚文化群常常被称为“帮伙”。 二、 文化超时空,深刻地制约着个体的行为取向。一个 “若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讲,文化因素往往超越于经济和政治因素,具有持久性,而且它渗透到人的心理、精神等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文化超时空、深刻地影响着和制约着个体的行为取向。”青少年亚文化对于青少年犯罪具有诱导作用。 (一) 多元文化冲突的现实意义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相同文化符号的阐释将是不同的。青少年总是从自身的亚文化背景出发,对周边文化进行体认和领悟,容易产生对周边文化错误的解读和不同的利用。这种“误读”不仅妨碍青少年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