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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层级与治理机制选择关系管理的真义 最近，有很多关于这位官员的新闻。通常，在被调查为“将萝卜带出泥”后，许多人将参与其中。权力滋生了腐败,关系连带又增加了对腐败的遮掩乃至加剧了腐败的泛滥。中国这个典型的“关系社会”,因为权力的贪腐,让“关系”变成了如洪水猛兽一般让人避之不及的词儿。 人们普遍对充斥着“关系”“人情”的社会逆反情绪很高,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观念,比如主张法治取代德治,或者是主张去“关系化”,用契约道德取代传统道德等等看法。法制建设的强化确实是应该的,但是却不能矫枉过正,因为“关系”存在的合理性需要我们正视。 一、 交易成本的降低 在上一篇文章谈到自组织的运行之道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市场、层级和自组织这三种治理机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指出,无论是哪一种治理结构,信任都是必须的。 首先,信任的存在是必要的。任何交易都必须要有“最小信任”的存在;人与人之间具备起码的信任,交易才可能发生。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运用制度的设计来降低不确定性,减少交易成本;没有信任,不管有多少制度存在都无法让人敢于进行交易。 其次,信任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制度的。当交易双方高度信任对方、保持善意,在交易中过多地遵循制度的流程、检查就变得不那么必要,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在交易后,即使一方有违约行为,另一方也多半会保持善意,尽量用私下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替代昂贵的诉讼费用,从而也达到了减少交易成本的目的。 当我们将信任也加入到治理机制选择的前提条件中,便形成了“交易成本—镶嵌架构下之治理机制选择”的新模型。在环境行为风险、交易频率、资产专属性三个要素导致的不确定性高的时候,只要信任够高,治理机制就可以选择自组织的方式,运用信任的关系和协商的机制来降低我们的交易成本。 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使中国人以自己为中心划分出不同关系、运用不同的处理方式。杨国枢将中国人的关系自内而外地划分为三种类型:家人连带、熟人连带、生人连带。本土社会学家黄光国也将关系划分为情感型关系、工具型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混合型关系。综合起来可以这样表述:在以“我”为中心的家人连带的这个范围里面(或者说“拟家人连带”——在真正意义的家人之外,结拜、联姻、认养等可以等同于家人的也可纳入这个“拟家人连带”中),是情感型的关系,适用的是“需求法则”,是有了好处坏处都一定均分的集体主义;在生人连带也就是仅仅认识的人这个范围里面,是工具型的关系,适用的是公平法则,公平交易,互不拖欠;在熟人连带这个范围里面则是混合型关系,适用的是人情交换的法则。 从处理好治理机制、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人与人之间需要建立起信任。在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信任的建立,就是中国人在自我与具有不同连带关系的人之间进行关系管理的过程。中国人的聪明智慧是如何运用在关系管理之上的,我们来一一探讨。 二、 共同认识的关系 信任的构建,就是从陌生人到认识之人的跨越。在中国,将生人变成认识的人,一般是靠的“九同”和介绍人。“九同”,是指九种能引发认同感的因素,包括同姓、同乡、同宗、同袍、同年、同行、同侪、同好等。与西方对比可以发现,西方人的认同感一般建立在一些原生的、难以改变的因素上,比如说种族、宗教、地域、阶级、年龄等等。而中国的“九同”中,有的是不能改变的,比如地域、血缘,更多的是后天结缘来的,比如同年、同行、同侪、同好等。中国人如此广泛地寻找认同感,也是为了“广结善缘”,通过各种“关联”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九同之外,还可以算上一个“第十同”,也就是共同认识的朋友。他们往往以中间介绍人的角色来帮忙建立两个互不认识的人的关系。《仪礼·士相见礼》曰:“某也愿见,无由达。某子以命命某见。”贾公彦解释说:“新升为士,欲见旧为士者,谓久无绍介中闲之人达彼此之意,虽愿见,无由得与主人通达相见也。‘某子’是绍介中闲之人姓名,以主人之命命某,是宾之名命某来见主人也。”可见自古以来,两个陌生人想要建立关系,必须由一个中间人来进行绍介,不然就是无礼的行为。中间人除了是两人认识的桥梁,还担负着其他的重要角色。他可以是“调解人”——双方争执时,中间人作为双方共同信任的人,可以出来评评理;他还可能是担保人——双方关系破裂之后,中间人有时要用声誉来担保一方的损失,并且表明自己与失信方一刀两断的立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人对待真正的陌生人确实有些冷漠,“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这一传统的真实写照。对于商场上的人来说,拉关系、找人脉就变成更加重要的事情了。有很多生意,如果是以陌生人的立场来处理,免不得就会僵硬许多;如果是以认识之人的立场来处理,些微的信任感会成为良好合作的润滑剂。 从陌生人发展成为认识之人只是信任的初建。根据哈丁(Hardin)的“互相为利信任”理论,认识之人双方开展交易行为,双方都展现了可信赖的行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