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派到京派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docxVIP

从京派到京派对立与冲突的公开化重读20世纪30年代京派与海派的论争 “北京学派”和“海派”这两个术语首次出现于当时，尚未讨论。但研究界一般认为, 海派肇始于清代同光年间的绘画界。最早的海派是一种贬称, 是内地 (北方) 传统画派对上海为生计所迫而迎合流行趣味的非正统画派的贬称。此时, 还没有出现京派画家之说。京派与海派成为对比性流派概念, 则起源于京剧。相对于北京“京朝派”的正宗京剧, 上海京剧被京人称为“外江派”, 也就是京剧的海派。这是最早的作为对比性流派概念的所谓京派和海派之说。海派相对于京派而言, 京派又因海派之名而益彰。但海派戏剧的命运和海派绘画一样, 往往是一个贬义词。戏剧界的京派和海派产生以后, 在艺术的长河中上演着它们对峙、融合的历史。文学中的京派和海派显然是从戏剧界借用而来。然而, 京派和海派何时引入文学界, 却是一个较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 作为历史意义上的文学概念, 文学京派和文学海派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京派海派论争前后才出现的。京派与海派的论争直接导致了文学京派概念与文学海派概念的形成。 1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把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作为京派与海派论争的起点。其实, 早在20年代末沈从文到上海不久, 他就开始了对上海文坛的批评。 1927年12月中旬, 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 其原因主要是为了在创作上寻求新的发展, 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 因为20年代中期, 新文学中心南移, “出版物的盈虚消息已显然有由北而南的趋势”, “并且在上海一方面, 则正是一些新书业发轫的时节”。11928年1月初, 沈从文到达上海, 但上海的实际情形与沈从文的文化理想相距甚远。沈从文是在“五四”的感召下, 抱着用文学来净化人心, 以至重造民族品德的愿望走上文学道路的,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 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令, 以为社会必须重造, 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 文学革命后, 就可以用它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 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2然而, 上海完全是商业化大都市, 其文化也打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 “鸳鸯蝴蝶派”一类的作品十分畅销, 娱乐类通俗刊物十分流行。3沈从文崇高而沉重的文化理想与上海的商业化环境格格不入, 他无法接受专意在消遣、根本在娱乐的通俗文化刊物。然而, 沈从文还是试图在商业化的上海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与胡也频、丁玲准备编辑、出版属于自己的文艺刊物。针对当时上海污浊的文坛状况, 他们首先声明了自己的编辑主张:“不漠视别人, 不夸捧自己, 不以抄袭贩卖新舆论思想惊吓年青人, 不假充志士或假装热情骗一部分人喜欢。”4沈从文等人的编辑主张中, 蕴含着他们对上海文坛风气的不满和批评。1929年1月, 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编辑的《红黑》杂志、《人间》月刊正式创刊。他们力图坚持自己所声明的纯正立场, 正如沈从文后来所说:“我们就从不打量在刊物上攻击他人而揄扬自己。尽人制造点有关我们的文坛消息, 总是付之一笑, 不作理会”;“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5这同样是针对上海的文坛风气而言的。然而, 沈从文等人坚持纯文学立场, 不愿与商人同流, 不愿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商品竞卖之中, 在特定的上海商业文化环境中, 他们的刊物注定不会长久存在。《人间》月刊出版4期即宣告停刊, 《红黑》月刊1929年8月10日也被迫停刊。在一系列失败面前, 沈从文逐步认清了上海文坛的商业化性质及上海文人的“趣味主义”倾向。1930年, 沈从文便正式开始了对上海文坛、上海文人的批评。1930年3月, 沈从文在《新月》3卷1期上发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 把“礼拜六派”看作老海派, 把当时在上海流行的《良友》一类杂志所代表的作家称为“新海派”而加以抨击。此文中, 已经出现了“海派”、“新海派”等概念。1930年11月, 沈从文在《日出》创刊号上发表《论郭沫若》, 批评了郭沫若的小说创作及左翼文学, 认为“革命文学, 使文学, 如何注入新情绪, 攻入旧脑壳, 凡是艺术上的手段是不能讲的”;同时, 文章直接指出并讽刺了不易改变的上海习气, 即他后来所谓的海派习气:“习惯是不容易改正的, 正如上海一方面, 我们成天有机会在租界上碰头的作家一样, 随天气阴晴换衣, 随肚中虚实贩卖文学趣味, 但文学讲出来时, 放在××放在×××或者甚至于低级趣味四个字的新刊物上, 说的话还是一种口音, 那末, 那不高明的照抄, 也仍然处处是拙像蠢像。” 1931年4月至6月, 沈从文在《文艺月刊》2卷4-6期上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 更是直接批评了文学创作中的“海派”、“新海派”倾向。沈从文把文学的堕落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