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经世而返鲁.docxVIP

《孔子》周游经世而返鲁 胡米一直以在记录历史主题而闻名。在国学热日趋升温的社会语境下, 由她导演的历史大片《孔子》的公映, 无疑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两千多年以来, 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孔子, 已经沉淀为一个超时代的思想符号。历代对他的解读、取舍、信奉, 既有历时性的一面, 也有共时性的一面, 由此奠定了孔子作为圣人的独特地位。也正因如此, 孔子对于国人来说, 是熟悉的陌生人, 是现实的神秘者。说熟悉, 是因其历久弥衰的知名度;说陌生, 是因为虽植根于本土, 却又远若晨星, 可望而不可即;说现实, 是因为其学说始终贯穿着为人生的主题, 不仅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而且与大众的生活也密切相关;说神秘, 是因为孔子的被神圣化, 使得他长久以来高居神坛之上, 故而, “圣人”的称号, 拉开了他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 胡玫导演的这部巨制, 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孔子由神坛到现实的转轨, 由圣人到布衣的角色转换。那么, 这部影片是如何实现这一转换的呢? 一、 孔子的周游经历 一切以历史为题材的艺术样式, 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过于求实, 不免胶柱鼓瑟;追求戏说, 不免于庸俗和传奇。因此, 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 也就是恰当处理“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关系。作为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史诗性巨片, 《孔子》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恐怕就是历史事件的钩沉、剪裁与取舍。其核心则是围绕孔子作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和成功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形象塑造。对于一部时长不足两小时的影片来说, 反映其一生73年的经历, 显然力有不逮。故而, 影片将孔子的经历定位到51岁以后。因为已达知天命之年的孔子, 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化人, 并借此涉足仕途, 展开其一生中颇为短暂的从政生涯。影片即从此拉开帷幕, 重点勾勒孔子后二十余年的从政、周游、返鲁经历。 当然, 对这些经历, 编导者并没有平均使用力量。影片用了过半的篇幅凸显孔子从中都宰而大司寇、代国相的从政经历。对此, 导演一方面遵循史实, 主要人物和事件都做到了真实可信, 但另一方面又不可能事事反映, 故而用一职一事来彰显, 起到了聚微观于刹那的作用。做中都宰的政绩用了废除活人殉葬, 赦免小奴事件, 可谓小中见大;做大司寇的功绩用了夹谷会盟事件, 围绕孔子杰出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 彰显其不战而收复失地的仁侠智勇形象;摄行代国相, 用了“堕三都”事件, 既反映鲁国政出多门、祸起萧墙的现实, 又反映了孔子为实现正名定分、仁礼回归,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间世形象。一职一事, 事事皆系之于“礼”。可以说, “礼”是反映孔子仕宦生涯的内在叙事伦理之核。 从政失败以后, 孔子为尊严而出走, 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生涯。据《史记》记载, 孔子周游列国, 足迹遍及卫、陈、曹、宋、郑、蔡、叶、楚等地, 其中以居卫国最长, 曾五次适卫。但影片对孔子的周游经历不可能一一涉及, 只能撮其大要, 围绕孔子对政治理想的追求, 对周游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予以画龙点睛式的反映。比如“子见南子”“子路问津”“匡地被围”“桓魋拔树”“丧家之犬”等, 力求反映孔子坚忍执著、乐观豁达的精神风貌。 《史记》记载, 孔子68岁自卫返鲁。其返鲁的契机, 一方面是季桓子暮年的一个愿望, 另一方面是孔子徒弟冉有的促成。影片基本依据史实, 但在时间的衔接上做了一些处理。比如《史记》并没有写到季桓子以暮年老病之躯亲迎孔子于城郊, 而影片为了凸显季桓子力主孔子返鲁执政的诚意, 将两个时段合并为一, 特别设计了一头霜发的季桓子亲迎孔子的镜头。无论是对于观众, 还是对于漂泊多年直到暮年才返回鲁国的孔子来说, 无疑增添了感人的分量。当68岁的孔子叩首于地, 念叨着“鲁国, 我的父母之邦”的时候, 相信观众也会被人物的故国情深所打动。 此外, 影片对史实的钩沉与再现还体现为对《论语》警句格言的运用。当然, 这些警句格言, 有的是以原话形式展现出来, 有的是经过改造以后用观众能够接受的现代语言表达出来。既为影片增添了史的韵味, 又兼顾了典故源于生活的意蕴。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品格昭示;“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的生活理念;“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的克己复礼。而南子问《关雎》之“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以及《诗三百》之意, 影片中孔子就没有套用“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思无邪”的成句, 而是化为生活化的一种解答, 相较之下, 比较符合人物的身份和特定的情境。 二、 “子见南子”,“仁礼” 作为一部史诗巨片, 《孔子》一方面秉承《史记》的纪实原则, 在主要框架、主要人物、主要事件上按照历史真实的情况来设计和组织, 而在材料的取舍和剪裁以及叙事的详略上又做了适度的发挥, 以增强故事和人物的艺术感染力。但显然, 仅满足于此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