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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白话风俗词研究综述 方言和口语的通俗语言包括方言词和口头语词。1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用汉语写成的文献多至亿万,然而“五四”以前,作为书面语,文言文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只有在小说、戏曲等作品中才采用白话。文言文被认为是雅的,白话文被认为是俗的。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经学为根基和核心的,儒家思想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居于正统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著作也被奉为钦定的经典。在尊儒崇经风气的影响下,作为经学附庸的传统训诂学仅仅着眼于上古经传及诸子的材料,主要致力于研究解释儒家经典中的词语,历代的辞书对口语中大量白话俗语词也置之不顾,历代的白话俗语词一直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因而对这些词汇的研究有所忽视,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著作。 郭在贻曾指出:“在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中,关于词汇史的研究是最薄弱的环节,而在词汇史的研究中,关于俗语词的研究又几乎等于零。”②1古代汉语辞书对先秦两汉的词语收录得较多,意义的诠释也较完备,而对魏晋以下的词语则相对收录诠释得较少。综观白话俗语词的研究历史,大致可以以二十世纪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即二十世纪以前附属于传统的语文学研究阶段;二十世纪以后的草创和发展阶段。二十世纪以后白话俗语词研究渐由不自觉的附庸到自觉的投入,大略可分为三、四十年代西学东渐时的草创时期;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的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时的萧条时期;七十年代的复苏时期和八十年代至今的初步繁荣时期。本文拟就二十世纪以来的白话俗语词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 一、 黎锦熙:中国近代语研究的早期成果 清代以后白话俗语词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诠释白话俗语词的著作有罗振玉《俗说》、胡朴安《俗语典》、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李鉴堂《俗语考源》、王国维《俗说》等。 胡朴安《俗语典》(1922)收罗宏富,考释详赡。主要汇编曾见于文字记载的古今俗语共7200条,其中包括:一、一般词语和当时社会流行的特殊名词、称谓词;二、成语;三、谚语;四、文言俗语;五、口语俗语。其编写体例是只注明俗语的出处而不加解释,“必见于古人文字者始搜集之,以明俗语之有本”,“有一俗语,必举二书”,注重考源。作者自序说编撰此书的目的在于一是前人虽多有著录,但未能蔚为大观,且编纂无法;二是近时语体盛行,这样的书“为现时之需”,“于言语之学,大有裨益”。 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1927),全书仿清人瞿灏《通俗编》,立天地、天文、地理、水火、宫室、朝署、家族、祸福、交际等40余类,根据词语部分的语素义进行词语分类。作者自序说到通俗常言,代有引用,而“元人词曲小说则流传俗语孱入尤多”,“今天下常言者元人语十占六七”,故此书特别注重元人词曲小说中俗语的搜集。 李鉴堂《俗语考源》(1937),释俗语意义往往兼及原有意义和今义,说明出典。 “五四”前后,西方学术思想传入我国,传统训诂学也注意借鉴外国的理论方法,发展为以语言为研究对象,探讨语言变化规律,进入了语源学新天地。1928年,黎锦熙发表《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1929年发表《中国近代语研究法》,1934年又发表《近代国语文学之训诂研究示例》,指出近代汉语文学作品“只因向来视为文人余事,音释缺如;语词、句法,今多不解。近来青年读物,既多取材于此,训诂不明,何从欣赏?一查字书,则绝不提及;欲加注释,则参证无从。故宜各就专书,分别归纳,随事旁证,得其确诂,以阐妙文,以惠学子。”1928年他在北师大国文系开设“近代语研究”选修课,又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设立“戏曲股”,专门搜集金元明清的散曲、杂剧,写出了一批元曲词语论著。当时拟议编纂的这部《大辞典》主旨之一是“探讨古今用语之变迁”,“所有古今单字及连绵两字以上之复合词或成语,概行采集,务求得其本始,明其流变”,“每一个词(包括单字词)都要顺着它的时代(就可能的范围说,是从公元前十六世纪的甲骨文字到现代的国语和方言,绵亘约三千六百年),叙明它的‘形’‘音’‘义’变迁的历史”。《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计画书》中明确提出了“国语常用词”的概念。在材料收集方面,此书很注重“唐宋以来(约在第八九世纪以后)用近代语写成之文学作品,如诗、词、曲、白话小说、歌谣等;又佛家及儒门之语录、书札,以至现代之语体书报等”(黎锦熙1935)。由于时局变迁,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虽然未能如期完成,但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据黎锦熙1934年所作《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第六次报告书》的记载,这些成果有黎锦黎《宋元语词广证》十卷、《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一篇、《近思录释词》一卷(附《索引》一卷)、《“爸爸”考》一篇、何容《说现行语中之“爸爸”与“父亲”》一篇、刘复《“打”雅》一卷、《释“吃”》一篇、酂侯《“打”字别用类例》一篇等等。 黎锦熙还曾设想要编一本《新尔雅及其疏证》,以“近代语特有之词及普通词之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