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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意识的社会根源 人类的精神生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理和心理过程。文化心理特别是悲剧意识,作为无所不在的中介,体现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之中,体现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变的相互关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价值依赖于外在的肯定。余秋雨《东坡突围》有这样的描写:“苏东坡在黄州时的生活状态,已在他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写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鱼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P121)就苏轼而言,在这种亲朋断绝关系、书信无往来的完全孤独的境地,怎不产生被社会遗弃的悲怆,不在寂寞中惶恐,不深感叹人世的凄凉与生活的荒谬呢?封建社会还处于强盛时期,苏轼就领悟了这种社会形态的本质,精神上的孤立无援必然导致其文化心理的悲剧意识,真善美与假恶丑如影随形地表现在他的生命活动中。 《前赤壁赋》首先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优美的山水画。泛舟赤壁,忘怀于清风明月和朦胧美丽的江上月夜,超然物外,陶醉于中,“羽化而登仙”飘然出世的乐趣是那样的令人向往。然而饮酒的欢乐刚一出现,与之相和的却是客人悲凉的箫声,作者不免悲从中来。可以说,历史的悲剧意识已经深入他的骨髓。在扣舷而歌的欢乐之中,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又一次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制约。对他来说,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做的,也就是最大可能地猎取精神的自由:“江山风日,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愈去掉自身的社会性,愈能恢复其生命的自由。然而他不能完全做到,悲剧意识就委婉曲折地表现在《前赤壁赋》中了。作为一个不断地遭受挫折,不断地徘徊于生存悬崖边际的诗人,苏轼对时间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鲈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面对古战场,当年所有的英雄、美人、金戈铁马都已不复存在,主人公用三个对比评说人生悲哀。一是曹操与“吾与子”的对比:“一世之雄”今安在?何况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二是人生与宇宙对比:人生须臾,长江无穷,蜉蝣短暂,天地长存。三是人与神仙对比:神仙可以飞越、遨游,而人不能突然间成仙。这是客人的箫声所以悲凉的原因,也是苏轼借以表达自己政治人生态度。这里表现着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愈强烈,对于个体生命存在愈执着,心灵也就愈是沉浸于悲剧意识的氛围之中,“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无限感慨仿佛要永存心间了。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诗文中表现的“已不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而是对整个人生,对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种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感喟,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透露出来的”。(P153)可以说,悲剧意识在《前赤壁赋》中的表现是委婉曲折的,也是丰富深刻的。 苏轼在失意之中的矛盾心情已久,他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中写道:“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种“常恨此身非我有”和事与愿违的生存,虽是作为个人悲剧而发生的,但苏轼在这里的批判已超出了特定的社会关系和个人色彩。他没有局限于个人际遇和社会的文物制定本身,而是面临滔滔江声,感受到了人类生命的局限和贫乏无力。一个人如果总陷于个人荣辱得失的焦虑之中,将永远走不出这条死胡同。所以,他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用优美的诗文对凄苦进行挣扎和超越。正是这种艰苦的生存状态使他彻底洗去人生的喧闹,也激发出热爱生活的愿望。他不能放弃生活,而是要为生活而斗争,用艺术来克服人生的苦难与不平,使艺术成为超越自身的武器,从而使自己的艺术也具有了一种哲学意义。当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只是周遭配景的一部分时,当周围的一切都失去时,他便会深深感到一种被社会遗弃的孤独,会情不自禁地诅咒人世的凄凉,人生的寂寞。我们常听到人们哀叹“生命没有意义”,其实,更恰当的应是“我没有意义”。因为,既然“我”的意义是依靠别人的施给,如果施给中断,便感到寂寞无以自持——这是弱者而来的孤独。 苏东坡当然不是弱者。他敢于做自己的主人,于是他拥有一个自足而无需粉饰的天地。他存在的价值不必依侍别人,他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自我主宰,可以无视大千世界的诱惑,无觉于外在世界的纷扰,处事而不为事所困,入世而不为世所累,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取信于民。他能在创造中不断地修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