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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余年方式的挑战 作为一种测量时间的工具，编年史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确切纪年的历史记载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始用年号纪年,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通行使用皇帝年号纪年,每当新政权建立或新君即位,都要改用新的年号,纪年也被赋予了独特的、浓厚的政治意义。清末,随着中国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和世界潮流的发展,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了革新纪年方式的方案,对象征皇权的年号纪年方式发起了挑战,并围绕着采用何种纪年方式展开了论争。 一、 关于“孔子可作为”的“企业” 纪年论争主要是源自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为了改变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不同政治派别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各自的社会变革方案,革新纪年也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较早提出纪年变革的是康有为。1895年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在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第一期上,康有为署上“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这期报纸上还发表了《孔子纪年说》。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康有为一直宣扬“孔子纪年”主张。综合其前后的主张可以看出他宣扬“孔子纪年”的依据,从历史演变而言,司马迁曾使用过“孔子卒后百二十九年”这就是“孔子纪年”最有力的历史记载,因为有较为明确的史书记载,使用起来也是较为可靠;从现实的情况来看,采用“孔子纪年”可以同世界各国一样,“以教主纪年,一以省人记忆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于遵行”,当然在康有为看来,更为重要的使用“孔子纪年”可以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孔子起尊崇之心,而其目的则是“以贵当王”,维护现在政权的合法性,维护当今圣上的威严,最终当然是便于变法维新事业的展开,其改良主义的倾向表露无遗。 梁启超极力宣传其师“孔子纪年”时,也有所创见。1898年,梁启超就写下了《纪年公理》,在这篇宣扬“孔子纪年”的文章中,他提及了纪年的基本功用,突出了纪年改革主要针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的冗繁所起的删繁就简作用。钱玄同称其为“中国纪年革命的宣言书”。随后梁启超又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专论纪年,特别是在《新史学》中,较为系统地说明了采用“孔子纪年”的四大好处:“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分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之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身,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四者,则孔子之纪元,殆可以俟诸百世而不惑矣!”同时也从学理层面论述了变革纪年应当遵循“所谓公理,所谓记号,繁简之例”的基本原则。 然而就在康梁等人大力宣扬“孔子纪年”时,刘师培与高梦旦等人则针对“孔子纪年”的缺点和弊病,分别提出了“黄帝纪年”说和使用世界通用“耶稣纪年”即公元纪年的主张。 刘师培的“黄帝纪年”最主要就是为了对抗康梁等人宣扬的“孔子纪年”,适应革命潮流发展提出的。1903年,刘师培发表了《黄帝纪年说》一文,针对康梁“孔子纪年”保教的口实,特别强调了“黄帝纪年”对于汉民族保持“特立之性质”的重要作用,“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民族之感觉。”并在文章末尾署上“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他还认为,以“黄帝纪年”,其善有三:“皇帝之前事实上少,孔子以前事实上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其善一。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所以溯立国之始也。中国帝王虽屡易姓,与日本万世不易之君统不同。然由古迄今,凡汉族之主中国者,孰非黄帝之苗裔乎?故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择善而从。其善二。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攻自破矣。其善三。”在黄帝纪年说当中,刘师培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满族统治的纪年变革主张,适应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吸引了很多革命党人的注意力,很多人纷纷效仿,在革命党人创办的杂志报刊当中,如《江苏》、《黄帝魂》、《汉帜》等都用“黄帝纪年”,一时蔚然成风。 而高梦旦则针对世界发展的趋势提出中国应该使用西方通行的“耶稣纪年”。其主张集中表现在《新民丛报》第二十六号上的《论寄年书后》及后面所附录的《改历私意》之中。高梦旦从纪年的基本功用和梁启超纪年论的逻辑矛盾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分析了梁启超“孔子纪年”论的现实困境:梁氏无法在中国统一使用“孔子纪年”,因为尊孔者,尊“孔子纪年”,而回教、耶稣教、佛教、道教等教徒则可以遵从各自教主并使用各自的纪年,如此一来,则又陷入混乱和纷杂之中,则改革纪年的意义已经完全没有了;另一方面,纪年仅仅只是符号而已,而作为符号就应该使用简便而又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