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学与世风关系管窥清代学风与世风关系以刘师培家族为例.docxVIP

清代经学与世风关系管窥清代学风与世风关系以刘师培家族为例 一 乾隆年间官学和儒学的发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的阅读趋势逐渐形成。正如钱大昕所说: 自宋元以经义取士, 守一先生之说, 敷衍附会, 并为一谈, 而空疏不学者, 皆得自明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 不以为俗, 即以为异, 其弊至明季而极矣。国朝通儒, 若顾亭林、陈见桃、阎百诗、惠天牧诸先生, 始笃志古学, 研覃经训, 由文字、声音、训诂, 而得义理之真。 宋、元、明时代学者不喜古学而好自抒己见, 及至清初顾炎武等大儒力排纯主观的王学, 开拓了客观性科学研究的学风。阮元对此评论道: 学术盛衰, 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元初学者, 不能学唐宋儒者之难, 惟以空言高论, 易立名者为事;其流至于明初《五经大全》易极矣。中叶以后, 学者渐务于难, 然能者尚少。我朝开国, 鸿儒硕学, 接踵而出, 乃远过乎千百年以前。乾隆中, 学者更习而精之, 可谓难矣, 可谓盛矣。 阮元以自己多年切身经验总结了清代学术发展的轨迹。清代学者惩明季士大夫“空谈心性”之弊, 针对宋、明学人治学的缺陷与不足, 痛定思痛, 崇尚实学, 转而经营务实之风。 乾嘉学者以读经研史为能事, 这与清廷统治者的提倡密切相关。清高宗登基之后, 向地方大力推布经史, 提倡实学。乾隆元年 (1736) 三月十三日, 清廷下令, 颁发《十三经》《二十一史》于各省府州县;三月二十四日, 颁发官修诸经说于太学。乾隆九年 (1744) 八月, 清廷再度提倡科举士子讲求经学, 提出“务以经义与《四书》文并重”“不得专重《四书》文而忽经义”, 这是因为乾隆认为《六经》为载道之书。乾隆四年 (1739) 八月十六日金坛贡生蒋振生依石经式, 手书十三经正文, 为清廷奖励, 给国子监学正职衔。乾隆十二年三月六日, 鉴于岁月经久, 梨枣日就漫漶, 清廷重刻《十三经注疏》, 高宗撰序, 号召学人“笃志研经, 敦崇实学”, 认为这样才能“经义明而儒术正, 儒术正而人才昌”。经过政府提倡, 学风有了极大改变。章学诚论述道: 国初崇尚实学, 特举词科, 史馆需人, 待以不次, 通儒硕彦, 磊落相望, 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 馆阁无事, 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 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 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 不得为通, 又成不可药之蛊矣。今天子右文稽古, 《三通》《四库》诸馆以此而开, 词臣多由编纂超迁, 而寒士挟策依人, 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 甚且资以进身, 其真能者, 故若力农之逢年矣。而风气所开, 进取之士, 耻言举业。 清代学者中, 钱大昕以经术称, 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 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学。大昕推而广之, 错综贯串, 发古人所未发。江永专心《十三经注疏》, 而于《三礼》功尤深。王念孙八岁读《十三经》毕。嘉庆四年十月下旬, 臧庸将友人严元照赠宋本《尔雅》在广东付梓, 呼吁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近日读经之士, 多思重雕十三部注疏, 而未见有发轫者。盖因资费浩繁, 善本亦难一时具得”。李诚甚至一人撰《十三经集解》二百六十卷, 或如周春著《十三经音略》十三卷。学林趋于实学, 一方面是国家提倡号召确实起了作用, 另一方面也是不得已的行为。因为太平盛世, 人心向学, 但国家取材有限, 所以许多学者只好耗精神于经典之中, 既可获名, 又能顺应国家嘉奖, 未尝不是最佳选择。正是在官学与私学共同努力之下才造成了清代经学之盛。 清代考据学兴盛后, 学者依据《十三经注疏》中保存的汉儒注释来探求经传旨意, 是学者治经的基本途径。清代扬州学者较早关注《十三经注疏》。乾隆四十六年 (1781) , 焦循购得《十三经注疏》, 价格昂贵, 得阅不易。阮元作为汉学的“护法神”, 从多方面推进对《十三经注疏》的研究。他在嘉庆六年 (1801) 担任浙江巡抚时, 在诂经精舍给生员出题《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 今《诂经精舍文集》卷六收有相关论题的论文五篇。另外, 阮元延聘段玉裁、顾广圻等人校勘《十三经注疏》, 后来完成《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四十三卷。嘉庆二十年 (1815) , 阮元于江西巡抚任职时开始刊刻《十三经注疏》, 此即南昌府学刊本。仪征刘氏家族继承了乡先贤重视《十三经》的做法。刘文淇抄写《毛诗正义》, 作《左传旧疏考正》及《尚书序传疏大意》, 可见其钻研《十三经注疏》用力之深。刘文淇在《左传旧疏考正》序提到年已二十, 方才读《毛诗疏》, “后乃得《十三经注疏》, 依次校勘, 朝夕研究”。这固因扬州研究《十三经》风气之盛才能如此, 否则以刘氏家境, 根本无力购买。其著作《左传旧疏考正》条举《左传正义》中的义疏, 证明是出自刘炫《述义》。其子刘毓崧著有《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