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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研究 董仲舒是先秦以后儒家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将阴阳概念融入阴阳家族所尊重的阴阳概念。其天人感应理论继承了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神秘主义内容, 同时也吸收了伯阳父以阴阳二气解释地震的朴素唯物主义学说, 将在邹衍之前各自独立发展的阴阳五行学说引进自己的天人感应论、历史发展论和人性论之中, 最终以《春秋》经传为依据, 建立起一套严整而又神秘的思想体系。至此, 中国的学术思想由百家殊方到殊途同归, 最终走向了统一, 也因此, 其学术理论深深影响和推动了中国古代天学与政治的互动, 使天与人紧密连结起来。 一、 董仲舒要处理天变的思想 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及生活体验, 发现自然及日月星辰的运行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如战国的荀况所说的“天行有常”, 它提供了毋庸置疑的一年四季变化、一月和一日长短的客观尺度, 而且是那样有信、有准, 人们自古奉以为神。于是, 天行有常, 常常含有一种秩序的、典范的神圣意义, 人们便依据这些客观的时间尺度, 调节、安排生产和生活的节奏并自然地认为天与人是有某种联系和感应的。于是, 敬天顺天、顺时施政的观念也因此产生, 并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接受的理念。尤其是统治者, 更以法天常为己任, 或者说视之为专利, 以此作为建立统治秩序、进行国政治理的重要依据。然而, 日月星辰的运行, 有时会出现人们认为反常的现象, 如日食、月食、彗星的突然出现等, 这又势必会引起人们的疑惑和恐惧。在尚未了解这些天变原因的古代, 在对正常天象奉若神明的古代, 人们对于天变的含义颇费猜测, 多以为天变是对人事吉凶的预示, 并试图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既然天象 (无论是正常的, 还是反常的) 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于是观象就成为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工作, 顺应天象行事也就成为一种神圣的理念。 董仲舒的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自然观之上的。在当时相信天人感应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史记》记载, 有一年出现日食, 文帝下诏罪己, 诏曰:“人主不德, 布政不均, 则天异之以灾, 以诚不治”, 并下令全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 以匡朕之不逮”。人们普遍认为, 天人之间确实存在着能相互沟通的感情, 这就为董仲舒的理论构建提供了社会心理认同。但是, 在汉以前, 天人感应思想还没有系统的理论, 而仅仅是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对天人关系的基本信念, 因而董仲舒选择因势利导, 融合各家学说, 以建立其融合天、地、人为一体的天人感应和大一统学说。董仲舒将其理论系统化成为广泛为人们所接受的天人关系理论。其理论常被用来解释各种异常天象, 对当时及后世的天学思想及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政治上, 当时汉朝代秦而立, 确立了统一的汉帝国。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 汉朝社会逐步恢复发展, 但是亦存在许多问题, 内有分封诸王的“七国之乱”之忧, 外有匈奴的屡次侵犯及挑衅之患。统治者面临着解决诸多复杂现实问题及实现国家强大统一的治国之道的艰难抉择。因此, 对于当时的学者来说, 如何为国家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治统治提供自然哲学上的理论依据就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董仲舒的理论构建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 二、 董仲舒的天人理论体系 战国末期所流行的阴阳家和易传哲学思想, 都提出一个世界图式, 企图对世界总体做一个统一的说明。董仲舒将其所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都吸收容纳到了自己的天人理论中来。“天地之气合而为一, 分为阴阳, 判为四时, 列为五行”, 五行之间“比相生而间相胜也”, 特别是他的“中央者土, 君官也”的以土德配君主的理论, 从理论上完成了以阴阳五行为主要内容的天人理论体系。833 董仲舒的天论带有明显的神学色彩, 主要表现在对天的人格化处理。他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 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 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 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 察于天之意, 无穷极之, 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 取仁与天而仁也。”732这里的天实际上是个超自然的实体。天作为有意识、有人格且有道德的实体, 它不仅主宰着自然界, 养育化生万物, 而且也干预着人世间的历史发展与社会生活, 人间事务都是“受命于天”。天不仅在平头百姓那里具有巨大的威力, 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天能把握天子之命, 天子必须奉天之命而行, 否则“天子不能奉天之命, 则废”940。 这样就将天与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君主即“天子”, 作为“受命于天”的天意的代理人, 就顺理成章地享有传达天命、治理人民的特权, 但同时也必须服从天命的限制和约束。人在地上生活, 必须了解“天命”, 了解天命就成为君主实行统治的第一要务, 要知天命就需要对天象及自然进行认真的观察和研究, 因此, 天子十分注重对天象的观测及对天学的研究。中国古代天学研究的起源与发展离不开对“天命”的探索。那么,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