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警察劳务制度比较研究.docxVIP

中日两国警察劳务制度比较研究 中国的现代警察制度起源于清末的新协议。湖南保险公司的成立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开端。近代警察制度建立之后, 中国警政逐渐向警察机构统一化、警察职能专门化与警察人员专业化发展, 警察教育机构逐步创办, 警察法规得到制定与颁行, 警政探索的触角也伸向了警务工作方式的研究与设计, 警察勤务制度的演变与发展由此起步。如张永竹所述:“警察政务, 经纬万端, 警察学术, 日精月深。在此社会环境复杂、警察事业幼稚之我国, 欲其精进以应时需, 必先求得推进之捷径, 然后竭精以赴之, 方可有济。捷径维何?即改善警察勤务是也。盖警察之本体即为勤务, 其优劣辄关警务之全部;果公安当局, 对于勤务制度, 能殚精竭虑妥筹于先, 并切实实施于后, 则警务未有不臻完善者也。是以勤务制度之改善, 又为推进警务之唯一法门矣。”2台湾警界知名学者梅可望也提及, 警察行政原是一门艺术, 比之如交响乐团, 则警察首长犹如乐队指挥, 勤务人员有如作曲家与各种乐器的演奏者, 指挥者、作曲家、演奏者密切配合, 就可以演出美妙的乐曲, 首长与勤务制度的密切配合, 才能发挥高度的行政效率。随着众多人士纷纷将视角投向警察勤务制度探索与研究, 中国近代警政开始迈向专业化发展轨道。警政学家余秀豪感叹道:“须知现代警察勤务, 经无数的专家与行政长官之努力与实验后, 已成为一种艺术。”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建立之初, 国内开始掀起向日本学习警务的热潮。日本人被广泛聘为清廷的警察顾问, 如我国最早创办的北京警务学堂, 名义上由清政府管辖, 实际上, 雇佣的职员清一色由日本人担任, “学堂之经营、缔造、黜陟职员以及撰订教科书等一切事务均由监督专主专理。”而在国内雇佣日本人教习警务的同时, 还有诸多留学生主动要求前往日本学习警政。据资料所载, 在清末留日热潮中, 学习警察、法政一科的学生数目庞大, 据1902年印发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 学习法政、军事、警察等科的学生已经占当时统计人数 (608人) 的一半以上。地方各省创办警察时, 出国学习也成为科学设计警政的一种重要方式1。通过在国内聘请的日本人教习以及在日本的留学两条途径, 日本的一些警察勤务方面的知识, 如日本警察练习所就有警察勤务方面的课程安排, 包括站岗、巡逻 (需要按照派出所勤务条例经常练习) 等被引介于中国。并在此基础上, 开始研究中国警政的改革问题, 中国警政步入警察勤务制度的早期实践时期。这一时期, 国民政府警界探索并在中国警政实践的警察勤务制度主要有守望制、巡逻制、派出所制、班勤制、部勤制等。这些勤务制度从社会治安控制方式、警力组织化管理与警力合理化配置三个层面进行设计, 但总的来说, 它们仍然属于对国外制度的简单移植。 一、 维持治安秩序的制度 近代新式警察建立初期, 社会治安控制采取的勤务制度是守望制和巡逻制, 这两种制度主要通过守望和巡逻的方式来维持治安秩序。守望是一种很古老的勤务方式, 其治安控制方式主要是警戒、守卫, 它一般在固定地点对事故的发生作出被动反应。巡逻是动态地对特定路线进行巡回视察, 它依照特定路线主动地对社会治安加以控制。 (一) 日本警察的素质对警务的影响 守望一度是警察机关最主要的勤务方式, 它是在重要地点或者事故多发地段设置岗位或划定区域, 由服勤人员在一位置观望, 担任警戒、守卫, 并受理公民报警、解释疑难、疏导交通及执行一般警察工作的勤务。守望勤务主要通过守望岗进行, 近代守望岗由清廷派毓朗、陆宗舆在日本考察警政后引入, 毓朗在川岛浪速的帮助下, 组织巡逻队, 巡逻大街小巷, 并按照日本街道上木制的“巡警阁子”仿建。 通常情况下, 守望警士在执行勤务的过程中有三个注意事项:一是警戒以及需要取缔的事项。例如, 逮捕犯罪嫌疑人, 对形迹可疑的人进行盘诘, 对紧急事情采取措施处理, 以及其他天灾人祸的处理。二是指导人民。警察为社会的导师, 民众的保姆, 负有移风易俗的责任, 对于人民生活更应该加强指导, 对于人民查询的事情, 应该给予解答。三是处理人民报告事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警察主要责任, 人民的一切权利如果受到不法侵害必须诉诸法律, 警察因为与民众最接近, 负有执行国家法令与协助其他行政的责任, 所以守望警士对于人民的口头或者书面报告都应该依法处理197。 守望地点的广泛分布, 能够起到震慑违法犯罪的效果, 但它存在一定缺陷。守望的岗位固定, 警士通常不能离开岗位30步以外, 容易养成一种惰性心理。同时, 守望工作是一种被动的反应模式, 即使发生事故, 守望警士也很难知道, 致使守望勤务效能较为低下。因此,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 交通设备与通信器材逐步改进, 犯罪形式愈加复杂, 守望不足之处越来越明显。 (二) 实践的反思—巡逻制 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