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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残疾人父母养老方式选择研究 1 首先，考虑到城市第一批学生的家庭风险，制定了重要性和方法 1.1 “4-2家庭”和“特性4:青少年人口政策”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城市和一些农村地区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05年公布的数据,全国独生子女9000万个。“双独政策”规定——“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二孩”,但“非双独家庭”仍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即是说,该政策至少影响3代人(第一代,只能生育1孩;第二代,非“双独”家庭依然只能生育一孩;第三代,非双独家庭生育的独生子女)。 任何社会政策都有正面和负面功能,只是有些政策的负面功能潜伏周期较长,人口政策即是如此。时至今日,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功能已逐渐显现。从一定意义上说,独生子女政策是我国非常时期的一项特殊政策,其负面功能之一,是把人口急剧膨胀的“国险”,转化为千家万户的人口“家险”,主要是“4-2家庭结构”1给独生子女父母带来的养老风险;大龄独生子女的意外伤残、死亡及其给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 独生子女家庭人口风险及其规避问题,是中国独有的社会问题和政策研究。从制度建构层面研究该风险,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课题。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相关研究多属于对计划生育家庭的所谓“奖励”或“扶助”政策,谈不上制度性保障及风险规避。要保障我国人口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把现行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推演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制度。其中,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人口风险及其规避是该制度的核心内容。 调查研究首批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口风险,探索并建立相关的风险规避对策,目的是使独生子女家庭的人口风险能得到制度性规避。届时,人口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将演进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制度,从而使我国人口能遵循“以人为本”的宗旨,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1.2 风险，研究假设和主要变量 依据北京城市首批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主要风险,特别是父母的养老风险,设计研究假设和主要变量。在详细摸清各种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各种养老方式对发掘和整合现有养老资源的成本及效益,进而探索应对我国大规模急速而致的社会老龄化的养老战略和养老模式。 1.3 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以入户问卷调查为主2。调查时间是2006年5-11月,调查区域是北京市宣武区和西城区。 1.4 父母双方年龄 选择被调查家庭的条件:(1)必要条件:独生子女家庭;夫妇一方年龄在50岁以上。夫妇至少有一方退休;(2)优选条件:独生子女已婚家庭优选,不少于本社区调查家庭的1/2;父母双方年龄大者优选;(3)入户被调查人的选择,按照上一户母亲、下一户父亲的方式交替选择,以保证反映父母双方的看法。 1.5 调查社区的基本情况 第一层抽样,依据随机数表,在西城区的七个街道和宣武区的三个街道的社区名单中随机抽取89个社区居委会(西城区72个,宣武区17个);第二层抽样,在89个社区居委会的居民小组名单中随机抽取233个居民小组;每个社区整群调查20户,从被抽取的第一个居民小组开始,调查起点户随机抽取。10个街道的样本分布是,白纸坊(120户,6.71%);广安门外(120户,6.71%);椿树(92户,5.14%);西长安街(121户,6.76%);新街口(200户,11.18%);展览路(220户,12.30%);德胜(200户,11.18%);金融街(176户,9.84%);什刹海(260户,14.53%);月坛(280户,15.65%)。共调查1789个家庭,问卷全部回收,全部有效。本文依据问卷调查的数据撰写。 2 本研究中非在职父母的养老措施选择 调查数据显示,未来养老风险及养老方式的选择是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最关注的问题。 2.1 家庭结构变迁的时空耦合 为了详细摸清首批独生子女父母(以下简称“父母”)对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课题组做了两个研究假设:其一,从时间发展的角度,提出父母老年生命进程假设。一般将依次经历有劳动能力、生活自理、生活半自理和生活不自理四个阶段。其二,从家庭空间及人口构成的角度,提出父母家庭结构变迁的假设,将可能出现四种家庭结构:子女未婚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核心家庭;子女已婚后,父母与其一起生活的主干家庭;父母与已婚子女不一起生活且得不到子女日常照料的空巢二人家庭;父母一人丧偶(或离异)后的空巢一人家庭。 从时空两个维度把两种研究假设结合起来,可以把父母的不同生活自理情境和不同家庭结构,简约组合为九种类型。调查时点的1778户(11户未回答)独生子女父母家庭结构和生活自理状况呈现为以下类型(见表1)。 2.2 社区托老和养老 城市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对不同养老方式的选择,关系到老年人未来的生活空间环境,养老资源的不同整合方式,家庭、政府和社会可提供的不同养老资源及不同效益,最终关涉到依据我国未来老龄社会的养老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