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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书院教育的变迁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历史悠久。晚清时期,书院教育积弊深重,书院自身急切需要变革,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境遇,在客观上加速了书院变革的步伐。书院改为学堂,的确推动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变迁。在书院改制的进程中,山长作为书院主要的管理者和教育者,在书院教育中都渗透了自己的施教主张。可以肯定地说,书院教育活动是与山长的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王闿运、黄彭年、吴汝纶作为传统型的书院山长,其主持的书院教育依然处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范畴之内。与王闿运、黄彭年、吴汝纶相比,王韬则是晚清新型书院山长的代表。就总体而言,此四人的书院教育均为同中有异,于同与异之间,凸显出晚清大变局时代书院教育错综复杂的特征。本文拟将王闿运及与其同期的另三位山长之书院教育相比较,藉此以深入了解晚清变局中的书院教育的状况,更加清晰地展现晚清书院教育活动的多元性征。 一、 大学教育的同和异 (一) 黄彭年与经世致用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湖南省湘潭县人,为晚清文化名人。他自中年开始从事书院教育,是晚清时期较为著名的书院山长。王闿运先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客主成都尊经书院,后回湖南承彭玉麟之聘掌教衡阳船山书院,1878年又入川掌教尊经书院。他终生不喜制举之业,尝言:“帖括之学,一第为荣。既得入官,又须磨折。壮年销耗,白发心灰,正途之误人甚矣。”966王闿运认为,科举考试非但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而且会导致对人才的严重抑制。士子如终生沉迷于八股制艺,无疑为耗费时光。因之,王闿运在尊经书院提倡通经致用,以经、史、词章之实学内容教授诸生,时文帖括之学则被排除在尊经书院的教学内容之外。 黄彭年(1824—1890),字子寿,贵州贵阳人,晚清著名学者。184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黄彭年一生曾两次赴任河北莲池书院山长,其中第二次是在1878—1883年间,应直隶总督李鸿章之聘再赴山长之任。此次掌院在时间上与王闿运掌教尊经书院的时间即1878—1886年大致是吻合的。黄彭年在莲池书院掌教期间,整饬风气,以培育人才为己任,尝谓:“诸生之来居于此,为其可以习举业而博科第、登显要乎则揣摩以求合,摭拾以为美,而未可必得;幸而得之,而举空疏无用之身,又进以揣摩摭拾之术,以坏天下国家之事而有余,夫岂置书增舍之本意哉!”869黄彭年反对书院生徒专为博科第、登显要而习举业。受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黄彭年非常注重“朴学”,认为:“夫学不殖则落,仁无辅则孤,中外之形势扼塞,四方之风俗美恶,古今政治之盛衰得失,不考则不知。”8691882年,他在书院内设立“学古堂”,开设考据学课程,培育趋向经世致用的实学学风。 王闿运与黄彭年在掌教书院时期,都认识到举业的无用,重视实学教育,注意培养经世致用之才,成为二者在教育主旨上的共同之处。王、黄二人在书院教育中都力行实学教育,但是王闿运与黄彭年的实学教育是有差别的。与王闿运更重视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教育相比,黄彭年更重视朴学教育,主张培养院生的考据、考证能力。莲池书院虽成材甚众,但终未培养出如廖平、宋育仁那样在全国享有盛名的弟子。另外,由于此时书院改制的浪潮还未真正兴盛起来,实学教育与当时专尚时文帖括之学的书院相比,尚是别具特色的。但就总体而言,王闿运与黄彭年所致力的书院教育都还属于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范畴。 (二) 在学习西学上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晚清桐城派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莲池书院的另一位著名山长。吴汝纶于1889年至1903年出任山长,时间长达15年之久。当吴氏在莲池书院任山长时,王闿运则自1891年起开始掌教衡阳船山书院。吴汝纶在主掌莲池书院后,教育成就斐然。《清史稿》曾论:“其为教,一主乎文,以为‘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吴汝纶在掌莲池书院的10年中,尤其注重以新学倡导士子,风气豁开,积习梳薤,士多以英伟识时务著声,后来兴事创业者咸出其门。 王闿运与吴汝纶虽同为晚清著名学者和文人,但前者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后者则是桐城派的领军人物。从根本而论,王闿运与吴汝纶虽都是传统学人,但他们在中西文化观上是有明显区别的,而此种不同也表现在他们的书院教育之中。王闿运曾说自己“不喜言洋”,并曾劝人“勿随俗喜西,甘心末策”954。可以说,“不喜言洋”是王闿运于中西文化问题认识上的一个总特征,王闿运非常排斥西学,反对出洋留学,在其书院中也没有引进西学。与王闿运相比,吴汝纶则比较重视西学,在学习西学问题上亦持积极态度。吴汝纶认为中国与他国相比,缺乏学问,以至于愚腐之气贯于全国。吴汝纶曾言:“他国人人有学,唯恐民愚,务沦其智,中国不唯民愚也,乃至满一国尽愚士、愚卿大夫,奉国与人,尚唯恐他人搀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