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南戏《破窑记》中的洛阳形象.docxVIP

宋元南戏《破窑记》中的洛阳形象 南戏是南方的一部戏剧，它反映了不同地区的风格和社会生活。河洛地区悠久富厚的人文积淀, 强烈地吸引着宋元戏文作家群, 许多作家“人习其方言, 事肖其本色, 境无旁溢, 语无外假” (《元曲选·序二》) , 所以填词作剧能够反映古代洛阳人文之实。不但如此, 他们还时常托籍粉饰、向壁虚构, 又为洛阳增添了不少奇幻的文学趣味。因此, 探索南戏与洛阳的关系, 就文、史两方面而言, 都不无意义。 一、 戏剧冲突的解决—《琵琶记》的历史承载 据现有资料, 有关洛阳的宋元南戏剧目共16种。其中, 全本流传至今的仅《琵琶记》和《破窑记》2种。前者现有保持元人旧貌的刊本, 后者则有经过明人修改的本子。这里先谈元末高明的《蔡伯喈琵琶记》。 《后汉书·蔡邕列传》说, 蔡邕字伯喈, 陈留圉人。性笃孝, 母病, 侍奉不寝寐七旬。后来经历宦海播迁, 曾下洛阳狱, 几死。最终, 一代旷世才子因为感激董卓的恩义入狱而亡。蔡邕抛开政治立场单从个人恩义上来同情董卓是否可取, 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如果把它看作不讲原则的政治污点, 是对汉朝的背信弃义, 那么后人大可就此挞伐蔡邕。也许正是不满于他有负朝廷, 故此下层说唱艺人或戏文作者凭空结撰, 辗转比附, 用弃亲背妇、被雷震死的情节, 说他最终得到上天报应。然而, 略通经史的文人不仅尊奉蔡邕为文章宗师, 而且从本传里看出了他有孝有忠, 为他的结局而惋惜。从政治角度讲, 他的死是不得已的。所以, 明徐渭直接指斥《赵贞女蔡二郎》为“里俗妄作”。这里, 高明“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用戏文这一通俗文学形式进行虚构, 为伯喈翻案, 并借以教化百姓, 端正民风。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本戏中, 洛阳承担了重要的空间背景任务。 首先, 洛阳容纳了戏剧冲突的形成与解决。全剧围绕“三不从”展开。从情节上看, 蔡伯喈在家辞试父亲不从, 引发了第一个矛盾。如果他确实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在家里陪伴妻子、侍奉二老, 那么, 他完全可以故意落第而回, 顺理成章地缓解这次家庭冲突。可是这样一来, 后面的剧情必然要改写, 就不会出现“辞婚丞相不从”和“辞官皇帝不从”了。唯有把他写得很软弱, 写他在京城中试, 这才有入赘牛府和觐见皇帝的可能。也就是说, 京城考中状元是形成“辞婚丞相不从”、“辞官皇帝不从”的前提;滞留洛阳, 则是扩大自己与家人的客观空间阻隔, 加剧自身主观心理矛盾的必要条件。于是, 洛阳成了促成全剧主要矛盾的聚焦场所。从人物行动路线看, 核心人物蔡伯喈从陈留来到洛阳, 之后滞留于洛阳, 牵出了另一核心人物赵五娘的“千里寻夫”。如此, 他们和牛小姐、牛丞相之间的家庭问题, 似乎必须在洛阳解决。对此, 高明作了较为理想化的艺术处理, 并且让一夫二妇返乡丁忧三年, 一门受到旌表。末出由牛丞相宣读圣旨:“蔡邕授中郎将, 妻赵氏封陈留郡夫人, 牛氏封河南郡夫人, 限日赴京。”由此可见, 洛阳成了舞台落幕之后的理想预设地, 是在场人物团圆相处的幸福归宿, 更是“霜露之思既极”之后“宜沾雨露之恩”的美好所在。 其次, 洛阳是作品安排场次的要点之一, 为布置结构的重心。据钱南扬《元本琵琶记校注》,全剧42出, 基本以陈留农村和京城洛阳为两大叙事空间, 交错展开铺叙。除去第1出开场, 第7、31、41出在路途上, 剧本的叙事空间安排如下: 陈留:第2、4、5、8、10、16、19、20出;洛阳:第3、6、9、11-15、17、18出 (上卷) 洛阳:第21、23、25、27、29、30、32-36、39出;陈留:第22、24、26、28、37、38、40、42出 (下卷) 可以看出, 两个地点各出现了12次, 而且每每交错对比呈现。例如第2出《蔡宅祝寿》是“惟有快活是良谋”的热场戏, 第3出《牛小姐规劝侍婢》便是“独坐爱清幽”的冷场戏;第8出《赵五娘忆夫》是冷场, 第9出《新进士宴杏园》便是热场。在生、旦“合—分—合”的双线结构中, 第11-15出、32-36出, 分别是上、下两卷的重点所在。这两个重点都设在洛阳加以描绘。第13出《丞相发怒》和第15出《伯喈辞官辞婚不准》, 揭示出伯喈与丞相和皇帝之间的矛盾, 形成了一个小高潮, 直接导致生、旦的无由再见。直到第32出《牛相派人接伯喈家眷》, 翁婿之间的形势才彻底解冻。接着出现34出《五娘牛小姐见面》和36出《伯喈五娘相会》作为下卷的重心, 也是全剧的高潮。至此, 生、旦复合, 为团圆返乡作好铺垫。由此看来, 全剧的核心事件主要以洛阳为背景展开, 这不仅是戏剧情节发展的必然, 也恰恰体现出作者构思上的匠心, 即将全本厘为二卷, 各设一个高潮, 造成前后呼应, 从而打通全剧。 作为全剧的重要场景, 作者还突出展现了洛阳的帝都气象。《新进士宴杏园》中[哭岐婆]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