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晚期的贸易与消费取向.docxVIP

明代晚期的贸易与消费取向 一 明代社会的税收制度和经济的改革促使明代出现了按“中心”地位的转变 明末官员和学者非常重视农业经济的运行保障。其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河、湖、运河这一综合体系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田产的商品收入和税收。在1600年, 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数 (1ue0105亿) 的90%, 遍布在全国逾1300个县市的私有农场上。1381年, 国家将人口划入不同的社会、经济门类, 设定了税收水平, 并考核文、武科考试的人员来源。1391年进行的大规模修订, 旨在进一步调整明朝的经济资源, 平均土地税收分配 (以不同形式缴纳) , 并从每户获取平均的劳役服务。 户籍分类模仿的是《周礼》中的古典模式, 帝国的改革家们曾多次将这一文本作为当代改革所依照的蓝本。户籍类型 (如农户、平民户、军户、手工业户和商户) 反映出明代早期时户口的最初形态和相应规定的劳役额。政府按户籍类型来分配劳役形式, 实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的组织形式叫做里甲。① 每个商户按要求提供一定数量的实物产品;一个军户出两位士兵;一个手工业户出一人为皇家作坊工作。土地登记每十年进行一次, 每户所分配的劳役形式具有永久性。然而, 16世纪的明朝税收在理论与税收实际中间存在鸿沟, 这导致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削弱。当区域市场在大宗买卖中转向白银结算时, 就脱离了政府的直接管辖, 逃避了土地、劳役赋税, 这显示出朝庭对农业税收资源的控制力下降。① 明朝的税收系统原本是顺应1400年时的农村商品经济而设计的, 随着人口由6500万窜升到1ue0105亿, 经济的商品化, 税收系统日益变得不合时宜了。棉花在南方沿海诸省的农业改革中取代了稻米种植, 促使明朝经济进一步转型。日本白银的渗入也激励16世纪的货币交易得到空前发展。明朝经济无意间面向了全球市场, 这同宋代的地区经济模式形成反差。到16世纪70年代, 束手无策的明政府出台了“一条鞭”政策, 用单一的白银货币取代了土地、劳役的赋税形式。② 王阳明“心即理”的经学观点正是在文人对经济、商品和物质生活的观念发生转变的当下产生的。随着人口从1450年的6500万增加到1600年的1ue0105亿, 相对静态的皇家机构则减弱了在地方上的控制力度。目睹着本地生产的产品作为白银的交换物, 明代文人开始质疑程朱理学的正统是否仍然能够代表普世的知识本体。文人袁黄 (1533—1606) 提出了新的道德衡量的尺度, 通过在账册上记录功过来化解道德与个人财富之间的矛盾。③ 虽然王阳明之后的文人仍使用古代以降的理论框架, 但市场上的交易量级已远非昔日可比。明朝精英正是经历着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蜕变期, 而逐渐偏离了传统的圣贤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节俭的生活原则。在地方市场的深广范围内, 士绅与商人精英在物质享受中获得情感的健康与满足, 将在格物过程中提升个人修养的理想抛之于脑后。明朝画师的作品, 尤其是在“博古图”这一主题中, 体现了当时人对古物的追逐与欣赏, 显示了文人作为艺术鉴赏者和收藏家的身份。④ 古物学在晚明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尤其发达, 这得益于其经济的繁荣。商人和文人无不凭借财力彰显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商人和文人在旅途中寻访古代艺术品、手稿、珍本书和艺术品瓷器, 他们为了中意的物品不惜花费大价钱。古物价格的飚升带来市场上复制品的出现;仿造的青铜器、玉器和瓷器充斥着文化市场。这一恋物情结也挑战了程朱学派和继起的阳明学说的理想, 对于后者来说, 前者将太多注意力集中在了物质之上。① 王阳明不同意宋代程颐、朱熹的理论, 他认为所有事情可知鉴于原则的认识论未免天真。在程朱观点的基础上, 他进一步提出:“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 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② 对于王阳明及其追随者来说, 事物本身缺乏意义。他们无视市场上商品价值的上扬, 却提出了恰好相反的价值理论。王阳明把视点由物转向心, 一部分原因也是抨击明代文人对鉴赏与物品商品化风尚的沉迷。像王阳明这样具有清教徒式思想的学者虽然仍追求灵魂的开悟, 但他们也意识到, 真理不在世俗者所迷恋的物质世界中。③ 晚明的商品经济膨胀建立在1550年至1650年的白银货币经济上, 放纵了人的物欲追求。比如, 当明朝用货币支付手段取代了村镇的劳役赋税以后, 朝廷的权力机关就丧失了对土地劳动力资源的控制。实际上, 在王阳明生活的时代, 中国经济性质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革命:经济基础由农业稳步转向了一个扩大的市场经济, 这是与地区间, 国内乃至国际的交易网络密不可分的。④ 贸易的内部 (城镇和乡村之间) 和外部 (各省之间) 联系的增加刺激了商业活动的开展, 尤其体现在商业旅游和资源上。自中世纪末, 出于征收粮税的目的, 朝廷已建立起运河、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 将中国北部, 黄河和自古有帝国粮仓之称的长江三角洲流域沟通了起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