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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养精蓄气说新探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英雄。他不仅被称为“中兴第一位大臣”，而且被称为“卖国贼”。他真的是一个人，无论他是谁，他都可以被视为他的前任。其为政、治军的成败得失,已随大江东去,但他的文章、学问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却依然流芳,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借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繁忙的公务活动间隙,曾提笔写下了千余封家书,或给长辈,或给弟妹,或给子侄,事无巨细,均情真意切,流畅自如。阅读曾国藩的家书,我们不仅可以体味到其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拳拳之心、殷殷之爱,还可以学习和借鉴蕴藏在其信中的一整套作文之道。以下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 突出文气,营造雄雄正确的文章 “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是作者在家书中反复强调的观点。气者,文气也,指贯穿在文章中的气势。清朝侯方域在《与任王谷书》中说过:“大约秦以前之文主骨,汉以后之文主气”,虽说文气始于汉,但盛于唐、宋,且尤以韩愈、柳宗元等为最。作为湘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从来重视古文,非常欣赏、推崇如长江大河奔腾般的、气势旺盛的文章,明确指出“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张海雷等编译的《曾国藩家书》,以下简称《家书》,第434页)的观点。 所谓“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即是说写文章要以“气”为先,要把“气”看成重中之重。曾国藩认为文章“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然而,在气势、识度、情韵、趣味这“四表象中,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可贵。古来文人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功夫”(见《家书》第490页)。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人所写的最好的文章,在气势、识度、情韵、趣味这四个方面必占有一面,然而最吸引人的、最难为的是气势。因而,自古以来文人们虽然也都重视另外三方面,但无不把气势视为重中之重而狠下功夫的。在曾国藩看来,行文纵横恣肆,势不可挡,这样的文章才称得上雄奇,才是最好的文章,所以,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叮嘱儿子“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家书》第423页),意即如果儿子的文章笔力矫健、气势磅礴,则说明儿子的学业大有长进。 怎样才能写出雄奇的文章呢曾国藩这样教导儿子:“尔问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家书》第393页)就是说所谓雄奇的文章主要是以气势为主,造句次之,选字更次之。然而,从来没有字不古雅而句古雅,句不古雅而气古雅的。因此,文章的雄奇,关键在行气,而文气的营造又依赖于选词造句。 究竟如何营造雄奇的气势曾国藩认为首先思路要开阔,构思应脱俗,正如他在给儿子纪泽、纪鸿的信中所说;“两人气象俱光昌,有发达之概,惟思路未开,作文以思路宕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究,宕开之谓也”(《家书》第544页)。这段话是说纪泽、纪鸿两兄弟的文章都显示出了蓬勃、向上的气象,只是思路还欠畅达,而只有思路宏大、开阔的文章才称得上是兴旺之作。所谓意义层出不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思路宕开,“总需用意有超群离俗之想,乃能脱去恒蹊。”(《家书》第433页),也即只有脱离固定的、平常的格式,发常人之未发,想常人之未想,才能文思汩汩,声情并茂,文章才能气象万千,蓬蓬勃勃。如此,行文才不至于受束缚,否则,“束缚拘滞,愈紧愈呆”(《家书》第490页)。 其次,多用结构整饬的问式,特别是排比句。曾国藩还特别用贾谊、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人的文章为例教导两个儿子,他说:“古文如贾谊‘治安策’、太史公‘报任安书’、韩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论’、苏东坡‘上神宗书’,时文如黄陶庵、吕晚村、袁简斋、曹寅谷,墨卷如‘墨选观止’、‘乡墨精锐’中所选两排三迭之文,皆有最盛之气势。”(见《家书》第490页)这里所说的两排三迭之文,即排比、对偶句式。但曾国藩所说的排偶句式绝非严格的骈俪语,而是骈散结合、奇偶并用、不拘一格、参差变化的,这种句式对形成雄浑、流畅的气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历代文章大家们的实践无不证明了这个观点。 二 读成为本机,读为一体 众所周知,文如其人,言为心声。如果说“文以气为主”,那么“气由学以充”。正如古人所说:文主于气,而气之所充,非本于学不可也。要想写出惊天动地的好文章,光凭一支笔是不行的,它需要作者具有全面而丰富的知识底蕴,作者“丰富”底蕴的过程就是“养气”的过程。这里的“气”不是指行文的气势,而是指作者的气度、修养,故“气可以养而致”(苏辙《上枢密韩太尉》)。对此,曾国藩深有体会并一再训示其儿,作文不仅仅是一个“作”字,而是“看、读、写、作”四字的综合,“需逐日无间”(《家书》第339)。 看,即看书,看文,看名家名作,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