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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童蒙教育的兴衰 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们主要关注唐五代科举制度、私学、童梦教育，很少有人从这一角度来加深接触。目前所见,仅有刘海峰《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侯力《唐代家学与科举应试教育》、金滢坤《唐五代童子科与儿童教育》、马秀勇和王永平《论唐代童子科》等少数文章涉及到科举考试与童蒙教育的问题;此外,陈来《蒙学与世俗儒家伦理》、王炳照《配图蒙学十篇·序》、徐梓《中国传统蒙学述评》(《蒙学须知》序)、乔卫平《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池小芳《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李润强《中国传统家庭形态及家庭教育》、金滢坤《也谈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等论著中也有所涉及,但由于其关注的焦点不在此,对本文选题的论述也就不够深入。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张新鹏《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论文,2008)等论著,利用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大大推动了学界对唐五代童蒙读物的了解和研究。本文试图将唐五代科举与童蒙教育结合起来,借以探讨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一、 科举制度促进了私立学校的发展 (一) 晚唐时期的童蒙教育 唐代官学教育中对童蒙教育的缺失,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唐代科举制度设立之初,就确立了官学教育与科举选士相结合的模式,官学教育的机构和课程设置也基本上是为科举服务的。科举考试主要是为了选拔官员,因此它所面向的选拔对象是成年人。唐代的官学教育体系主要为科举考试培养和输送生员,其招收的对象也是相对比较优秀的青少年,对童蒙教育则处于缺失状态。 唐代的学校教育分两个层次:一是官学,二是私学。官学,分中央馆监官学和地方州县学官学。中央官学由国子监、崇文馆、弘文馆及广文馆组成。国子监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和广文馆。国子学、太学和广文馆主要面向皇亲国戚、高官子弟;四门学和律学、算学、书学主要面向低级官员子弟和百姓中的俊秀者。六学和馆学的入学年龄大致为“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卷44,1154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律学为专门人才,年龄略高,限定在为18-25岁。显然,中央官学主要招收已经通过家学、私学、寺学、乡学等进行过童蒙教育的生员,也就是说官学系统基本上没有童蒙教育的功能,因此,唐代童蒙教育的任务主要由广义上的私学来完成。 唐代的国子监、弘文馆、广文馆以及州县学等官学均以“九经”、《论语》、《孝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开元以后随着道举的设立,天宝二载设崇玄馆,又增加了《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道家经典。随着时代的变迁,科举考试逐渐重文,进士科最受时人推崇,偏重经学的官学系统渐受轻视,举子渐轻两监出身而重“乡贡”出身。卷1,5私学因受官方影响有限,能比较灵活地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承担了诗赋等文学方面的教育职责。 应该说,中晚唐私学的快速发展,是顺应科举考试重诗文变化的要求的结果,作为举子应试教育初级阶段的童蒙教育,无疑也受到了科举考试制度变化的影响。 科举在选举地位中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提升了唐人对童蒙教育的热诚。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出身仕宦特别迅捷,以至于十数年便拟迹庙堂,成为中晚唐选官的“第一出身”,卿相的后备人选。不仅如此,有科举出身者还成了世人脔婿的最佳人选,一时间,“榜下择婿”、“榜前择婿”成为社会时尚。科举地位的提高带动了整个世风,世人不分士庶,穷经皓首,以科举为业,社会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举人群体。据韩愈估计,每年参加礼部省试的明经考生就有三千人,卷4,249进士上千数。卷4,259又据《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规定,每年乡贡举人、国子监贡送举人中,明经1 340人,进士633人,总计为1 973人。卷1,2总的来说,中晚唐时期每年参加省试的诸科举人在两三千人左右,若将逐年的落第举人和国子监、州府试的落第举人计算在内,全国每年从事科举考试的少说也有十万。①362科举考试的低端,儿童和少年,即童蒙阶段,数目应当更大。 这种全民向学的庞大的应试需求,直接促进了私学的发展。特别是开元、天宝之中,天下太平,“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成了人生的最佳选择。于是“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希望获取功名,光大门第,“资身奉家”,以至于“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358可以说,科举考试极大地促进了士大夫对童蒙教育的重视,士庶之家往往将培养孩子读书获取功名作为第一要务。 (二) 科举考试促进了私立学校的快速发展 唐代私学,包括家学、乡学、巷学、社学、寺学、村学(小学)、书院等,比较庞杂。 1. 家学工艺对古代———持续教育引导下的表心教育 唐代私学中,首当家学。家学——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