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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隋炀帝研究述评 隋使节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争议的皇帝。长期以来,人们大多从其荒淫、暴虐的角度审视其对历史造成的影响,而对于他的历史贡献则鲜有提及。建国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隋炀帝研究不再刻板、教条,呈现出诸多新的气象。当此之时,回顾和总结隋炀帝研究的成绩与不足,对于促进隋炀帝研究无疑是必要的。本文试就建国以来隋炀帝的研究成果作一简单述评。 一、 隋朝和隋朝一样 (一) 关于隋文帝的历史贡献 对隋炀帝的总体评价,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围绕隋炀帝的功过问题进行辩论;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继续围绕如何评价隋炀帝的功过展开,但对隋炀帝功绩已有较多关注;第三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对隋炀帝的研究呈现出更加全面、深入、理性的特点。关于此点,魏华仙的《近十余年来的国内隋炀帝研究》(《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也有相似的观点。 对隋炀帝的评价问题,自《隋书》定性“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确立炀帝的“暴君”身份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怀疑。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出版的几部名著均倾向于论证隋炀帝的暴君形象,如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专辟“炀帝夺宗、炀帝荒淫、炀帝黩武”论其暴君形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称其为“标准的暴君”,从“游玩、耀威、开边、侵略”四个方面来概括其一生;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7年)等,通篇所讲都是隋炀帝的荒淫暴虐,对其历史贡献则略而不提。 1959年万绳楠发表《论隋炀帝》(《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论述隋炀帝“功大于过”,将他称为“一个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此文一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驳。魏福昌《隋炀帝是不折不扣的暴君——与万绳楠同志商榷》(《史学月刊》1959年第12期)认为隋炀帝“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他奢侈、荒淫、恶闻政事,对人民剥削、压迫、屠杀,还大兴土木、滥杀功臣,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曹永年、周增义《论隋炀帝的“功”与“过”——兼与万绳楠先生商榷》(《史学月刊》1959年第12期)认为“隋炀帝过大于功”,“万先生不仅忽视了隋炀帝一生活动的主流,就是对隋炀帝的功绩也作了许多夸大”。朱先治《对“论隋炀帝”一文的几点意见》(《史学月刊》1960年第1期)认为“必须肯定炀帝的过是大于功的。隋炀帝仍然是一个应该被否定的历史人物”。 上世纪80年代基本延续这一论争,但对隋炀帝的历史功绩有了较多关注。如赵云旗《评隋炀帝的历史功绩》(《晋阳学刊》1986年第1期)从隋炀帝的加强统一与政治改革、求治图强与发展民族关系、发展经济与文化事业等方面论证隋炀帝的历史功绩。赵克尧《隋炀帝的再评价》(《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全面论述了炀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建树,肯定了这些隋炀帝的重大作用。但不同意见还是为数不少。吴思强《隋炀帝的再评价异议》(《温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认为,赵克尧对隋炀帝拔高了建树,炀帝除着手营建东都、贯通大运河、开创进士科及个人在文学上的成就等几项有值得肯定之处外,其余的都是祸国殃民的措举。黄惠贤《略论隋炀帝之暴政》(《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认为隋炀帝之暴政,不在乎常制、常典之轻重缓急,而在于炀帝及其统治集团,蓄意破坏法制,强征非常之赋,行非常之役,用非常之法,残害百姓。 允许不同论争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历史需要客观公正,任何拔高或贬低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韩乐学《试评隋炀帝》(《西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认为隋炀帝虽属亡国之君,却也是有为之主,他确有种种恶政,但也有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不应全盘否定。 对炀帝有“过”也有“功”之评价,上世纪90年代已基本达成一致。韩隆福的《隋炀帝评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出版,最早系统地为炀帝翻案。之后又相继出版了隋炀帝的一批专著,如王占君长篇历史小说《隋炀帝》(华夏出版社,1993年)、胡戟《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袁刚《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刘善龄《细说隋炀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隋炀帝“标准暴君”的帽子已基本为史学界所去掉。此间还发表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如朱平安《隋炀帝评传》(上、下,《十堰大学学报》1992年第2、3期)、华世光《隋炀帝述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朱子彦《略论隋炀帝的历史功绩》(《上海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袁刚《君王的比较和隋炀帝的事功与暴政》(《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曹卫平《试论对隋炀帝历史地位的评价》(《文史博览》2009年第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