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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简与周本的国、家与秦代的宗法社会 首先，“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一词是指由几个持续稳定的社会因素组成的基本模型。从历史经验的事实来看，它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经验规则，也不同于哲学的一般规则。然而，不同社会的某些内容只是其内部的组成模式。一 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向是社会构成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越来越复杂,而越往上溯则越简单,不同民族的组织结构也越相近似。“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氏族制度就是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当代西方的人类学家将原始社会依其社会演化阶段分为三类,即游团(band)、部落(tribe)与酋邦(chiefdom);继酋邦之后的新阶段则是国家(state)。游团是以地方性外婚和单方婚后居制为特征的小型地域性狩猎采集团。部落性的社会结构则是游团社会结构在地方群组织成较大社会后的游团社会结构的发展,但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性的,呈平行性结构关系。酋邦则已是“分层的社会”(ranked society),酋长构成其经济、社会和宗教活动的中心;因为整个社会通常相信是自一个始祖传递下来的,而且酋长位置的占据者是从这个假设的祖先传下来这一基础上选出,所以在这个网内的每一个人都依他与酋长的关系远近而决定其阶层地位。至于国家与酋邦的区分则在于,酋邦的政治分级与亲属制度相结合,而国家则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具有一个职业化的统制阶级,大致上与为较简单的各种社会之特征的亲属纽带分离开来。” 王国维断言,“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诸候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候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虽然学者已研究证明商代同样形成了父子相继的制度和嫡庶观念,存在与周代相类似的宗法组织、宗法制度,只要我们将宗法组织制度作为“政治与文化变革”的起点,则王氏所强调的建立这种宗法组织制度所具有的研究价值依然不变。 但是我们的研究不能不以周代为重点。原因不仅在于有关商代的文献不很充分,在于周代宗法制度发展最成熟,还在于周代虽然王统排在殷商之后,但在灭商以前已是一个发展成型的政治集团,经历了由原始部落发展成为商代列国之一的过程。李玄伯考证出姓即图腾,说明夏商周诸王朝的建立者直接来自图腾社会。城邦是最早的政治单位,也是后来国家的雏型。据于省吾考释,国字的原始字型作。戈是音符;口表示邑,四周短划表示界限,均为意符。邦与封二字古时同,康侯鼎封为形,表示栽界石于地之形。邦与国在表示有一定地域范围的社会组织这层意义上可以互训。邑先于国出现,它是一种带有血缘性的地缘性基层组织。中国的城邦国家是军事上的胜利者武装殖民的结果;“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定公四年》)。封将出去的是一个氏族的支系,它构成城邦国家的本体。 显然,在这种封建网络的国家组织形态中,至少包括有作为战胜者和作为被征服者二大群体。被征服者自然“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而作为胜利者的群体“氏族内部还未严重分裂,治人与治于人的阶级划分未明显,”作为统治集团整个地以国人身份居于城邦之内,与居住在城邦之外的作为被征服者的野人相对。共同之处在于,无论国人或野人的居民组织都是渊源于原始的氏族共同体,其血缘宗法关系并未彻底瓦解。《逸周书·大聚》记叙武王克殷之后,为巩固周族对殷人的统治,命周公“营邑制”云:“以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族同亲,以敬为长。”除开“以国为邑”可以看出作为被征服者蒙受某种屈辱外,殷商遗民的村社组织并未因名称级别的改变而遭受根本破坏。统治者利用血缘关系统治被征服者,而周公制礼作乐,其根据在于业已存在的礼俗系统,为周王朝创立起进行宗族控制和政治统治的文物制度。 《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国人的组织系统:“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在这里地域性与血缘性相统一而不相排斥。基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周人用其创立的宗法制扩充自己的势力。宗周是大宗,列国是小宗。“文之昭”、“武之穆”、“周公之胤”全被分封到各地分治殷遗民;另一方面,又“立天子,不使诸侯拟焉;立诸侯,不使大夫拟焉;立嫡子不使庶拟焉”。(《吕览·慎势》)整个氏族贵族按五服次序确立各城邦的地位,彼此间的血缘关系不仅没有因政治组织而削弱,反而被共通的利害关系拴得更紧,作为行政系统的国乃是作为社会自然组织系统的家之放大。 这时,家与国是合一的,国以家为基础或核心。“由宗法所封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