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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同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方式问题 一、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研究回顾 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后，改革开放以来，工作成为农村的时尚，成为农村社会独特的社会景观。春节的“流行趋势”一直持续到一年。作为继第一代农民工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 也或多或少地参与到这样的“进行曲”当中。中国社科院王春光研究员曾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界定, 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含义有二:一是他们的年龄在25岁以下, 于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 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差别;其二是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相比, 他们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务农经历较少, 而外出动机发生了根本性转向 (王春光, 2001) 。藉此之后,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既有文献看主要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群体特征 (吴红宇, 2006) 、社会适应、价值观及其变迁 (何瑞鑫, 2006;何绍辉, 2008) 和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李长健, 2007;唐欢庆, 2007) 、社会心态以及权益保障 (徐小霞, 2006;张志胜, 2007) 等等。而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同问题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 亦获得学界的部分关照。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 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等七方面情况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 认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 他们的制度认同、乡土认同等等都在减弱 (王春光, 2001) 。亦有研究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认同、对城市的归属感、城市以及乡村的心理距离这四个方面和老一代农民工均有较大的差异, 城市的壁垒消解了他们对于城市的向往, 而对家乡归属感的疏离让他们成为真正漂泊的一代, 进而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认同危机 (魏晨, 2006) 。还有学者通过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 剖析了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 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城市社会新场域、农村乡土经历两者的有机结合, 这种认同困境是“过去”的历史性记忆的乡土文化和“现在”的共时性记忆的城市文化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记忆的再现与传承导致乡土认同的解构, 记忆的社会性造就了城市认同的模糊性 (胡晓红, 2008) 。更有学者通过个案考察研究后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双方面上重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对于其阶层的形成与归属具有重要的意义 (刘博、秦海霞, 2008) 。 纵观现有文献, 我们难以发觉哪怕一项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持“乐观”取向。然而, 经历多年城乡社会变迁、社会转型日渐成熟所“打造”的新生代农民工, 其社会认同是否真的是问题重重呢?王春光给我们开启了这一研究, 亦给我们后续相关研究搭建了高高的平台, 然而, 后续研究在沿袭其研究路径之时, 却鲜有超越或深度研讨。总地来说, 既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仍是沿用一种问题主导式的研究方法, 问题范式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甚或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主体范式,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是被当作一个正常群体或常规群体而是被当作一个问题群体、异常群体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研究更是如此。众多研究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存在问题, 甚或是危机, 而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其他诸多面向。既有研究在为我们正确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种方法、视角或理论之同时, 亦给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推展留下了空间: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之真实实践状态何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真有“问题”还是研究之需所建构的问题?当前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也许为我们检视相关发现与理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二、 深度个案之研究策略 本文拟采用个案研究法来推展研究, 尽管单个体的个案研究方法不断遭受着各种质疑, 但是“通过群体资格的路径, 单个个体不再是孤立的真空中的个体, 在他身上, 我们不是去发现他个人性的偶然欲望、情结、动机和个性, 而是能够揭示他作为行动者在和社会力量的互动中建构自身多元品质或特征的过程” (方文, 2008) 。通过对个体寻求群体资格的历程进行叙述, 既能为我们正确地认识个体及其所属群体之特性与群体特征、构成与发展, 亦可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问题。为此, 我们拟择取群体资格路径, 采取深度个案之研究策略, 来完成我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一段理解性叙事与讨论, 进而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甚或青年研究之路向问题。 本文故事的主人公来自我们长期关注和调研的一个中部村庄。自2007年6月开始, 我们就一直运用社会工作理论的个案工作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曾嵘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