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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媒体大辩论的历史追溯 20世纪80年代，“学习与媒体辩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成就和手段。作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其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可谓是前所未有。尽管论辩双方的某些论点时至今日均已是耳熟能详,然而这场大论战的因由与背景、来龙与去脉、回环与曲折、意涵与影响及其在教育技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却依然有颇多值得回顾与反思之处。 世纪70年代,主流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媒体比较研究 事实上,“学习与媒体大辩论”的因由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种下,它实质上是一场对媒体比较研究的大批判和总清算。1921年,JosephJ.Weber借鉴教育心理学中最简单的对比实验研究方法,进行了教育技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比较研究。(Saettler,1990)1928年,FrankN.Freeman进行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实验”,系统发展并完善了媒体比较研究的方法论。(Saettler,1992)此后,在20世纪30年代教育科学化运动的裹挟下,媒体比较研究因其实验科学的靓丽外表而得以在教育技术领域内迅速流行开来,赢得了绝大多数学者的青睐,成为教学媒体研究的主流范式。而当时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又使各种新的教学媒体层出不穷,这更是让研究主体沉醉于媒体比较研究之中乐此不疲而不能自拔。 在今天看来,尽管媒体比较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饱受批评,但它无疑见证了教育技术的先驱们在推动教学媒体研究科学化的道路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艰辛与努力,对整个教育技术领域来讲自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与重大的时代意义。但问题在于,其后的研究主体们过于迷信这种研究范式而把教学媒体研究简单化为媒体比较研究,画地为牢,在简单机械的对比中为零星琐碎的发现而沾沾自喜,在沾沾自喜中失去了自我意识与创新精神而坠入了寻找“超级媒体”的历史迷梦,数十年来在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上踌躇不前,无所作为,在媒体比较研究已经丧失了其历史合理性的时候依然还是抱住它不放,终至酿成苦果。Richard Clark对此曾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在“芝加哥大学实验”之后的数十年间,绝大多数的教学媒体研究都是对比实验,是照葫芦画瓢似地简单重复,鲜有研究思路与方法论上的创新,教学媒体研究甚至一度就等同于媒体比较研究,这终于使整个教育技术领域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尴尬境地。(Clark,1994a) 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媒体比较研究的批评声音就一直不绝于耳,并在60年代末形成了高潮,但他们却囿于当时历史与时代的局限而找不出更好地替代范式,(Allen,1971)就像发现了病症但却找不到医治的良方一样,只能一直在媒体比较研究的牢笼中无奈地徘徊。走出这一历史尴尬的时代契机只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逐渐成熟。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中发生了“认知革命”,这对教育技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也为研究主体突破媒体比较研究的牢笼提供了可能。在这一时期,以Richard Snow和GavrielSalomon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心理学家以“能倾处理交互”研究为基础对学习与媒体关系的新探索为教学媒体研究开辟了新道路(Snow,1968),为教育技术对媒体比较研究的扬弃提供了知识基础,也为“学习与媒体大辩论”的最终爆发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RichardSnow是开创“能倾处理交互”研究的一代宗师,Gavriel Salomon是其衣钵传人,而挑起“学习与媒体大辩论”的RichardClark则是GavrielSalomon的得意门生,“能倾处理交互”研究之于“学习与媒体大辩论”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20世纪70年代教育技术领域所面临的现实是:以学习研究为基础的教学设计异军突起,“学习派”正式登上了教育技术的历史舞台并开始与传统的以教学媒体研究起家的“媒体派”并驾齐驱,但“媒体”与“学习”究竟是什么关系却是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Olson,1974),两大研究派别的整合面临着学理上的巨大障碍,而此时教育心理学领域“能倾处理交互”(Aptitude-TreatmentInteraction)研究的崛起则为教学媒体研究从媒体与媒体的比较转向媒体与学习的交互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进而为“媒体派”的历史转向以及“媒体派”与“学习派”的两派合流提供了可能。“能倾”对应着“学习”而“处理”对应着“媒体”,“能倾处理交互”研究的目标之一则是在“学习”与“媒体”之间建立起匹配。(SnowSalomon,1968)事实上,GavrielSalomon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媒体、认知与学习的交互》一书中正是以“能倾处理交互”为理论框架而从学理上论证了媒体与学习交互是可能的。(Salomon,1979)此后,大批具有浓厚心理学背景的学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基于“能倾处理交互”的教学媒体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