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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南战争的爆发 1877年爆发的西南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场重大国内战争。这场战争对日本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被认为是明治维新的转折点。因此,对这场战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明治维新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认识。 一、 守内阁与德政权争持利益的双重态度 西南战争爆发的原因是明治政府大刀阔斧的各项改革政策剥夺了封建武士的特权,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明治政府于1869年实行“版籍奉还”收回了旧藩主对原有领地和农民的世袭统治权;1871年实行的废藩置县,打破了各藩原有的界限,旧藩主集中东京居住,地方行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彻底剥夺了旧藩主的政治权利。1870年下令取消士族以前对农民百姓“格杀无罪”的特权;1870年3月又下达了《废刀令》,取消士族带刀的特权,士族们认为这是剥夺士族的“武士之魂”,对此尤为不满。1872年政府颁布《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实行全民皆兵,取消士族以往的职业特权,武士垄断军职的局面不存在了。1876年政府颁布《金禄公债发行条例》,实行“金禄奉还”和金禄公债制度,用赎买的办法一举收回了士族的俸禄,剥夺了大部分士族的经济特权,导致了士族阶层的瓦解,彻底解散了武士集团。明治政府以上这些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士族的寄生利益,而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士族阶层所持有的封建特权还在逐渐丧失,因此,士族针对政府实行的各项维新改革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小规模的士族叛乱开始不断发生。 第二,明治初期政权是建立在宫廷、贵族和萨长倒幕派三大支柱基础上的。讨幕战争胜利,国内大局已定后,萨长两派开始争权夺利,矛盾日趋激化1871年至1873年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期间,萨摩派以西乡隆盛为首的看守内阁一方面继续推行改革,一方面利用长州派官僚的腐败事件打击长州派。岩仓使团回国后,看守内阁与归来一派之间的矛盾围绕“库页岛问题”、“征韩问题”、“征台问题”等进一步激化。由于在“征韩论”中失败,1873年西乡一派辞职回乡,退出政府,成为反政府派。库页岛问题日俄两国通过1875年5月缔结的《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暂时得到解决,但在这一谈判中日本因急于解决琉球、朝鲜问题对俄做出让步,承认库页岛为俄国领土,士族们认为这是为了迎合俄国的意愿而放弃了日本人民经营多年的库页岛,并以此大肆攻击政府的软弱外交。在1873年“征韩论”中反对西乡隆盛武力征韩的大久保力通等人,通过他们操纵的政府,于1876年6月和9月两次派遣军舰“云扬号”到朝鲜海域进行示威和挑衅,强迫朝鲜开国。在日本的武力威逼下,日韩两国于1876年2月缔结了《江华岛条约》,日本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等一系列侵略特权,用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国门。政府的这一举动也使部分士族愤怒,他们认为仅隔两年政府就从反对征韩走向武力征韩是明显对西乡一派的不信任、排挤和打击,他们要去质问政府,为西乡等讨回公道。 第三,鹿儿岛拒不执行政府多项改革法令成为没落士族的避难所;西乡因其在士族中的地位以及他本人的个性和失意、在野的特殊身份而成为这场叛乱的旗手。鹿儿岛成为这场战争的策源地不是偶然的,鹿儿岛旧称萨摩藩,在幕府时代就是强藩之一,西南战争前鹿儿岛县对政府的多项改革措施都是抗拒不遵。1872年政府宣布废除“卒族”,但鹿儿岛却照样保留士族、卒族和藩内更低级的“付族”等级;对于地租改革鹿儿岛更是不予执行;对于政府的“禄制改革”鹿儿岛也是处处维护士族的利益或拒不执行、或敷衍了事,如1874年政府决定按俸禄多少收税,鹿儿岛却由县厅代替支付;1874年俸禄改为货币支付时,鹿儿岛则继续发放禄米;对于1876年的《金禄公债发行条例》鹿儿岛县强迫政府按自己的意愿执行,延长了支付年限,提高了支付利息。《朝野新闻》1875年9月23日的报道是对当时鹿儿岛县的最真实描述,报道说:“鹿儿岛县人是顽固的,县治和旧藩时代一样,丝毫没有进行改革。维新以来,实行郡县之法一般是以他县之人做县令,但鹿儿岛却没有他县之人到那里做过县令。县的其他官员绝大部分也是鹿儿岛士族,由此可见鹿儿岛的县治是封建制度的说法并非虚妄。”它完全是明治政权外的“法外之域”。它的存在说明国家并没有真正统一,中央集权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种状况如存在下去对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利的,也会阻碍日本向近代化国家迈进。可以说鹿儿岛县的割据势力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日本如要向前发展就必须结束这种割据状态。同时,鹿儿岛县逐渐成为反政府势力趋向的中心,各地对封建制度怀有依恋之情的士族纷纷涌向鹿儿岛。鹿儿岛士族也为反叛做了大量准备,1873年鹿儿岛士族烧毁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1874年西乡隆盛在鹿儿岛设立私学校和赏典学校,笼络了一批士族。虽然西乡设立私学校和赏典学校的最初目的可能不是为了反叛,但随着与政府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两类学校逐渐成为反政府士族的聚集地,这为以后